一九五零年九月一日，林越走进了初三教室。
说“走进去”其实不太准确——他是跟着一群比他高半个头的同学一起涌进去的。初三的学生最小的也十三四岁，他十一的个头站在人群里，像棵还没长开的小树苗。
“你就是那个跳级的？”前排一个男生回头看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十一岁上初三？”
林越点点头。
那男生啧啧两声，伸出手：“我叫赵国强，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谢谢。”林越跟他握了握手。
赵国强的手又大又厚，握得林越手指头都疼了。
教室里闹哄哄的，大家一个暑假没见，正聊得热火朝天。林越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放好。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桌面上洒了一地碎金。
上课铃响了。
第一节课是语文。老师姓孙，四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同学们，新学期开始了。”孙老师站在讲台上，“这学期我们重点学议论文。写文章要有观点，有论据，有条理。不能像小学那样，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林越听着，心里暗暗记下。
孙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论勤奋》。
“这是这学期的第一篇作文。”孙老师说，“下周一交。”
教室里一片哀嚎。
林越倒是觉得不难。勤奋这事，他有的是话说。从六岁开始送信，到九岁跳级，到十岁学俄语，哪样不是靠勤奋？但他不想写得太显摆，平平实实地说就行。
第二节课是数学。老师姓刘，是个年轻女老师，说话快得像打机关枪。
“初三的数学比初二难得多。”刘老师开门见山，“二次方程、二次函数、二次不等式，一环扣一环。前面没学好，后面就听不懂。你们暑假预习了吗？”
教室里稀稀拉拉有人点头。
林越也点点头。他暑假不仅预习了，还把初三数学课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习题也做了一些，有些难，但咬着牙也能啃下来。
刘老师开始讲课。
她讲得很快，板书写得飞起。林越听得仔细，手里的笔不停地记。有些地方他暑假自己看的时候没看懂，刘老师一讲，就通了。
他忽然觉得，有老师教，比自己闷头看书强多了。
第三节课是物理。老师姓陈，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头发花白，说话慢悠悠的。
“物理这东西，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陈老师慢悠悠地说，“关键是要懂道理。光背公式没用，得明白为什么。”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公式，然后问：“谁知道这是什么？”
教室里没人吭声。
林越举手：“牛顿第二定律。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
陈老师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对。你学过？”
“暑假预习过。”林越说。
“不错。”陈老师推了推眼镜，“那你说说，这个定律什么意思？”
林越站起来，想了想，说：“就是物体受到的力越大，加速度越大；质量越大，加速度越小。推一辆小车比推一辆大车容易，就是这个道理。”
陈老师笑了：“很好。坐下吧。”
林越坐下的时候，看见赵国强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点佩服，也有点不服气。
第四节课是化学。老师姓王，是个四十来岁的男老师，说话干脆利落。
“化学是初三新开的课。”王老师说，“之前你们没学过，大家都从零开始。谁用功，谁就学得好。”
林越心里松了口气。新开的课，大家都一样，他就不用担心比同学小两岁跟不上了。
王老师讲了元素符号、化学式，又讲了一两个简单的化学反应。林越听得很认真，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下午还有历史和地理。
历史老师姓张，是个年轻男老师，说话带着点南方口音。他讲鸦片战争，讲得绘声绘色，像说书一样。林越听得入了迷，下课铃响了还意犹未尽。
地理老师姓李，是个中年女老师，说话细声细气的。她讲中国地形，讲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林越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觉得地理也挺有意思的。
最后一节是俄语课。
俄语是初三新开的课，也是林越最期待的。
老师姓宋，是个三十来岁的女老师，留过苏，俄语说得流利得很。她一开口，林越就听出来了——比他自己学的标准多了。
“同学们，俄语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外语。”宋老师说，“苏联是老大哥，咱们要向苏联学习。学好俄语，将来才能看懂苏联的技术资料，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