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林越上初中已经一个多月了。
新学校、新同学、新课本，一切都慢慢习惯了。放学后去图书馆看俄语书，也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孙管理员见他就笑：“小同学，又来了？”
林越点点头，把上次借的俄语入门还回去，又借了第二册。
“你这孩子，学这个干什么？”孙管理员好奇地问。
“想学。”林越说。
孙管理员摇摇头，没再问了。
他不知道林越想学什么，但林越自己清楚——总有一天，这些都会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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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放学回来，母亲正在做饭，随口跟父亲说了一句：“今天听何大清说，他又去找白寡妇了。”
“白寡妇？”父亲正看报纸，抬起头来，“他不是说不去了吗？”
“说是又去了。”母亲把菜倒进锅里，刺啦一声，“这一回，人家倒是松口了。”
“那不好吗？”林越问。
母亲摇摇头：“好什么，人家有条件。”
“什么条件？”
“让何大清去保定。”母亲说，“白寡妇是保定来的，有三个儿子，在保定有家有业的。她说了，何大清要是愿意去保定，她就嫁。不去，就算了。”
林越愣了一下。
何大清在北平待了大半辈子，房子刚买下来，柱子也在丰泽园学艺，雨水还小。去保定，等于什么都得从头来过。
“何叔答应了？”他问。
母亲摇摇头：“哪能呢。他说他放不下雨水，放不下柱子，放不下这个家。”
父亲放下报纸，想了想说：“何大清这个人，心思重。这些年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白寡妇那边，怕是也没那么容易。”
“可不是。”母亲说，“柱子刚在丰泽园拜了师傅，雨水还小，他哪能走？”
林越听着，心里替何大清叹气。
白寡妇那条件，确实为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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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父亲下班回来，脸色有点凝重。
“怎么了？”母亲问。
父亲把大衣挂好，坐下来，说：“何大清下午来找我了。”
“又怎么了？”
“还是白寡妇的事。”父亲说，“不过这回不是怕人家看不上，是怕成分。”
林越在旁边听着，心里一动。
何大清在日本人手下干过，在光头党手下也干过，虽然就是个厨子，但架不住心里不踏实。
“他说，他自己倒不怕，就怕成分不好，影响柱子和雨水。”父亲说，“柱子刚拜了师傅，雨水还小，将来还要上学、找工作。要是成分定下来不好看，两个孩子以后怎么办？”
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叹了口气：“何大清这个人，就是心思重。他又没干过坏事，怕什么？”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父亲说，“给日本人、光头党干过活的人多了去了，要一个个算账，那得算到什么时候？只要没有危害国家的事，组织上不会为难。否则，那得涉及多少人？”
“他听进去了？”
“听是听进去了，但还是不放心。”父亲说，“我让他把这几年的情况写清楚，什么时候进的厂，干过什么，有没有替日本人、光头党做过别的事。没有就写没有，有就写有。交到军管会去，说清楚就行。”
“这样就行？”
“这样就行。”父亲说，“成分的事，组织上会实事求是地定。他一个厨子，又不是替他们做坏事，怕什么？”
母亲点点头，又说：“他要是真不放心，你帮他说说？”
“说了。”父亲站起来，走到桌边，“成分的事不用担心。他何大清这些年，本本分分做饭，没干过亏心事，组织上还能冤枉他不成？柱子、雨水的事，更不用担心，成分是定他个人的，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林越在旁边听着，心里替何大清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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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母亲从街上回来，脸上带着笑。
“何大清那成分的事，没事了。”她说。
“没事了？”林越问。
“没事了。”母亲把菜篮子放下，“他把材料交上去，组织上登记了一下，问都没多问。人家说了，他一个厨子，又不是替日本人干坏事，怕什么？成分的事定了，不影响孩子。”
林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那白寡妇的事呢？”他问。
母亲摇摇头：“白寡妇那边，怕是没戏了。”
“怎么？”
“何大清说了，成分的事解决了，心里踏实了，更不想去保定了。”母亲说，“他在北平有房子、有工作，柱子也在学手艺，雨水还小，哪能说走就走？去了保定，两个孩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