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在她的预料之中，却又超出了她的预料。从她在豫中地委通报里看到“山茶花”这三个字的第一眼起，她就知道这个情报网络迟早会被军统连根拔起。一个潜伏在重庆的日本坐标人员，在豫中会战前向日军提供了国军兵力部署情报——这条线索无论落到戴笠手里还是毛人凤手里，都会被顺着藤蔓一路摸到底。她当时通过秘密渠道把这条线索传给了戴笠，在便条里特意加了关于“山茶花”代号的核实建议。她的初衷很明确：把这个情报递出去，既能巩固戴笠对她的信任，又能借军统的手清除日军在重庆的情报节点。但军统这次的行动规模和深入程度超出了她的预期。她以为军统会抓到一个点，结果他们端掉了整张网——五个核心成员全部落网，四十七份情报文件、电台、密码本全部起获，连带着还从口供里挖出了三号小组的线索。这个消息意味着她之前传递的那条线索被用到了极致——军统从她提供的起点出发，走完了她当时因安全考虑没有走的全部距离。
她把当天最后一份文件归档，在登记簿上签了字，盖了归档章。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地响，字迹一如既往地工整。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台上的兰花已经开始谢了，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枯黄，但叶子和花茎还是青翠挺拔的。院子里的榆树在夕阳下泛着金黄色的光，几个八办的工作人员正推着自行车往外走，车铃在晚风里叮铃铃地响。一切都很正常，比正常还正常。
但她的脑子在另一层运转着。二号小组的覆灭意味着军统对山茶花案的追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外围打击转向内部清查。林正弘、何明、孟裁缝、刘掌柜、胡德才，这五个人的口供会在审讯中互相印证，每一条口供都可能牵出新的线索。如果林正弘供出了三号小组的存在，军统的内部排查就会立刻收紧——戴笠和毛人凤之间那根关于“军统内部暗线”的弦已经绷了好几个月，二号小组的口供一旦提供了新的方向，内部排查就不会再停留在泛泛的排查名单上，而是会向纵深推进。而郑耀先作为这次收网行动的实际指挥者，既站在功劳的顶端，也站在排查的风口上。戴笠会用他，但毛人凤也会盯他。一个在军统内部太能干、又和八办有正常接触的人，从来都是双面刃。
周同志在第二天上午的例行工作碰头会后把她留了下来。会议室里其他人陆续散去，茶杯和笔记本被一一收走，椅子被归到原位。周同志坐在藤椅上，面前放着一杯白开水，水里漂着几片廉价茶叶。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用手指揉了揉鼻梁——这个动作她认得，是他在考虑事情时的习惯。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和平常一样平稳，像是在讨论一份普通的工作汇报。
“军统前几天破获了一个日本特务小组，代号‘山茶花二号’。我们在军统内部的同志传回来的消息说，这次行动是从豫中前线的战俘口供里找到的线索，一路追到重庆，在炭坝子巷、顺兴茶社、山田洋行几个点同时收网，起获了四十七份情报文件和电台、密码本，抓获了五名核心成员。据说这个小组在过去半年里向日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涉及豫中、鄂西、湘北三个方向。军统从被捕人员口供里又挖出了‘三号小组’的线索，据说和军统内部有关。主持这次行动的是行动处的郑耀先——就是你之前有过接触的那个郑耀先。”
韩冰听着。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手指交叠放在膝盖上，姿态端正而放松。但她从周同志的措辞里捕捉到了一个细节——“我们在军统内部的同志”。这个人的消息灵通，能说出行动的具体地点和战果规模，但还没有覆盖到案件的全部细节。他没有提到何明和何坤的兄弟关系，没有提到林正弘供出的“河豚”这个代号，也没有提到三号小组的具体指向。这说明军统对审讯内容的保密控制很严——即便是潜伏在军统内部的人，也无法接触到审讯的核心部分。也说明二号小组的审讯结果还没有被正式归档到军统的机要室，一旦归档，这些细节就会进入机要文件的流转系统，潜伏者就能接触到。对郑耀先而言，归档就等于把审讯的全部内容交到了毛人凤手中——排查的范围会进一步收紧，排查的深度会进一步增加。
周同志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二号小组的覆灭对军统来说是一次阶段性的成果，对我们来说也有参考意义。第一，日军在重庆的情报网络确实存在多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