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三十出头，姓孟，在临江门开一家小裁缝铺，铺子就在顺兴茶社斜对面的巷子里。铺面不大，门楣上挂一块木招牌，上面写着“孟记裁缝”四个字，漆皮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缝”字的绞丝旁缺了一笔。招牌下面用竹竿挑着一件做了一半的蓝布旗袍，袖口还没锁边，风一吹就轻轻晃荡，像一面不打旗号的旗。铺子里的陈设很简陋：靠墙堆着几匹布，都是素色的——灰蓝、藏青、月白，没有一匹鲜亮的。临街的窗户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精做旗袍，兼改旧衣”，纸边已经卷了角。窗下摆着一台老式缝纫机，铁架子上锈迹斑斑，机头上的黑漆被磨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灰白色的铸铁。
赵简之第一次路过是在下午。隔着窗户玻璃，他看见她正坐在缝纫机后面，低着头踩踏板，缝纫机的铁轮转得飞快，嗒嗒嗒的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节奏平稳得像一座钟。她手里是一件灰布外套，正在改袖口的里衬，针脚走得又细又匀，每一条线都绷得笔直。她的手指很细，指节却粗，是常年拿针的人特有的那种粗——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顶针戴在右手中指上，银白色，被磨得发亮。她干活时神情专注，眉眼间看不出任何多余的情绪，既不皱眉也不哼曲，只是安安静静地踩着踏板，把布料一段一段地送进针下。
头两天，赵简之没有看到她跟任何人接触。她在铺子里从早坐到晚，上午改一件蓝布旗袍的腰身，下午缝一件灰布外套的纽扣。中午在铺子后面的小灶上热一碗剩饭，就着咸菜吃完，继续踩缝纫机。偶尔有客人进来，都是住在附近的主妇，拿着旧衣服来改尺寸，她量体裁衣、收钱找零，话不多但态度和气。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裁缝——在临江门这种老街巷里，这样的裁缝铺没有十家也有八家。
但她每隔一天去一趟顺兴茶社，时间固定在下午四点左右。赵简之在第三天盯梢记录里写下了这个规律：她不在茶社的日子，就在铺子里一直干到天黑；她去茶社的日子，三点半准时放下手里的活，把缝纫机上的针拔下来放在针插上，对着镜子拢拢头发，把围裙摘了挂在门后的挂钩上，然后从柜台下面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灰布袋子，塞进随身带的布包里，锁好铺子门，往顺兴茶社方向走。那个灰布袋子——粗棉布，袋口用细绳扎着，针脚缝得密密实实——和灰衣人从顺兴茶社带走的那种一模一样。灰衣人总是比她早到，坐在靠里的桌子上，面前放一壶茶，茶是刚沏的，冒着热气。她推门进去，掌柜的抬头看她一眼，也不招呼，只是朝靠里的桌子扬了扬下巴。她走过去，坐到灰衣人对面。两个人不怎么说话——有时说几句，声音低得只有彼此能听见；有时只是沉默地喝完一杯茶。灰衣人起身付了茶钱，顺手把她留在桌上的布袋拿走，往怀里一揣，头也不回地从正门出去。她会再坐片刻，把杯子里剩下的茶慢慢喝完，茶已经凉了，她也不急，一口一口地抿着，望着窗外发一会儿呆，然后付了自己那份茶钱，从后门离开。
赵简之注意到一个细节：她付茶钱的时候从来不让灰衣人替她付。有几次两人起身之前灰衣人示意过，她都摇了摇头，自己掏出零钱放在桌上。各付各的，分得很清。不是客套，是规矩——像两个合伙做生意的搭档，账目分明。
从顺兴茶社后门出去，穿过通往后院的小门，沿窄巷走到临江门正街，再拐进裁缝铺所在的那条巷子——这是她的固定路线，四天下来没有变过。唯一一次例外是第四天傍晚。那天她交完布袋，照例从顺兴茶社后门出去，但没有直接回裁缝铺，而是沿着城墙根往朝天门方向走。赵简之跟在身后隔着五十步的距离，穿过一条窄巷子、绕过两处正在修路的工地，最后看她在一栋灰砖二层小楼前停下来。楼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山田洋行”四个字，铜牌的边角被擦得锃亮，显然是最近才重新打磨过的。她站在门口左右看了一眼，然后敲了三下门。门开了一道缝，她侧身挤进去，门又关上了。
赵简之在对面巷口蹲下来，假装系鞋带。山田洋行的门牌在他眼前闪着光。这栋楼他认得——山茶花案期间，山田被捕后军统查封了这栋房子，门上的封条贴了整整一个冬天，直到开春后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撕掉了。封条撕了，铜牌重新锃亮，房子又活了过来。现在站在门口的是孟裁缝，一个带着灰布袋子的女人，进进出出，每隔一天来一次，轻车熟路得像回自己家。
她在那栋楼里待了一刻钟。出来时赵简之发现她又带了一个新的灰布袋子。
赵简之当晚把这些情况整理成一份跟踪记录，交到郑耀先手上。煤油灯下，郑耀先把这份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何坤的档案、灰衣人的活动规律表、山田的口供副本，并排摊在桌上。他盯着这些纸片，沉默了很长时间。所有信息都在互相咬合——时间、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