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是试探。他穿了件灰布旧长衫，袖口磨得发毛，下摆沾着几块洗不掉的油渍，衣领上有一圈汗碱留下的淡白色痕迹。他扮作一个在巷口摆棋摊的闲人——这种人在重庆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靠摆残局骗几个铜板过日子，没人会多看一眼。棋盘是从茶馆借的，一块杉木板，边角被磕掉了好几块，楚河汉界用毛笔画的线，被茶水洇过，歪歪扭扭地晕成一条模糊的带子。棋子缺了一颗红马，他用半截粉笔头代替，在棋盘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马”字。他蹲在巷口那棵歪脖子黄桷树下，背靠着粗糙的树干，面前摆着棋盘，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缸，缸子里是凉茶。偶尔有路人停下来往棋盘上扫一眼，他就抬起头招呼人家下一盘，嗓音带着重庆街头棋摊主惯有的那种懒洋洋的热情。他的棋艺不算高，但话多，跟谁都聊得来——“老师傅，这巷子里茶馆生意好不好？”“挑担子的老哥，天天从这儿过？你这担菜从哪挑来的？”“这茶馆开了多少年了？掌柜的好说话不？”没人觉得他是生面孔。在炭坝子巷这种三教九流混居的地方，一个摆棋摊的闲人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他本身就是街景的一部分，和墙角那堆蜂窝煤、屋檐下晾着的旧衣裳一样自然。
炭坝子巷不长，从头走到尾不过百余步。青石板路面被岁月和雨水磨得光滑发亮，石板缝里长着青苔，黑绿黑绿地贴着地，踩上去滑腻腻的，稍不留神就会打个趔趄。巷子两边是些老旧的吊脚楼和砖木混杂的民房，竹篾糊黄泥的墙面上裂着细密的纹路，有些裂缝从墙根一直延伸到屋檐，被雨水冲刷出深深浅浅的沟痕。住户大多是码头扛活的、挑担子卖菜的、替人写书信的，三教九流都有。清早卖菜的挑着担子从巷口进去，竹扁担压得吱呀吱呀响，担子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傍晚码头工人扛着麻袋从巷尾拐进拐出，粗布褂子被汗浸透了贴在背上，能看出肩胛骨的形状。巷子里一天到晚都有烟火气——蜂窝煤炉子生火时窜出的硫磺味、炸油条的菜籽油味在巷口弥漫开来、江边飘上来的水腥气混着远处船只的汽笛声，到了中午还有各家各户炒菜时飘出的豆瓣酱和干辣椒的呛香。这些气味层层叠叠地混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谁是谁的。
茶馆在巷子中段，门面不大，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写着“清心茶社”四个字，漆皮掉了一半，“心”字中间那一点已经看不清了，只剩一个模模糊糊的凹痕。门口支着一把破旧的遮阳伞，伞面是蓝布的，洗得发白，边缘有几处被烟头烫出的小洞，伞下摆两张矮桌。矮桌的桌面上刻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那是客人们用茶杯底和铜板年复一年磨出来的。赵简之第二天就知道了这家茶馆的底细。他跟茶馆隔壁卖烧饼的老头聊了一上午——那老头每天早上在巷口支一个汽油桶改的炉子，炉子上架一块铁板，铁板上烤着芝麻烧饼，香气能飘出半条巷子。赵简之买了两个烧饼，蹲在炉子旁边趁热啃着，跟老头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老头姓孙，在这条巷子里住了十几年，对巷子里每一家店铺的来龙去脉都门儿清。他告诉赵简之，茶馆现在的掌柜姓刘，五十出头，圆脸，秃顶，围一条白围裙，从去年冬天接手这家茶馆的。前任老板姓胡，叫什么名字老头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叫什么胡德才，去年秋天忽然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去哪了。茶馆关了两个月，到了冬天，刘掌柜才来重新开的张。
赵简之问：“那姓胡的怎么忽然不见了？欠了债跑了？”老头摇摇头，说不像欠债的人，那人老实，茶馆生意也凑合，就是有一天忽然关了门，人没了，连招牌都没摘。过了好一阵才听人说，是被抓了。什么原因抓的，不知道。老头说到这里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用手背擦了擦嘴角，叹了一句“这年头，被抓的人多了去了”，然后翻了一下铁板上的烧饼，芝麻在热铁板上噼噼啪啪地爆着响。
“胡德才。”当晚赵简之回到军统局向郑耀先汇报时，把这条信息放在了最前面。煤油灯的火苗在玻璃罩里静静地燃着，把他摊在桌上的手绘地图照得发亮。“清心茶社现在的掌柜姓刘，去年冬天接手的。前任老板就是胡德才——山茶花案里给梅姐当中转的那个顺兴茶社老板。孙老头说他是去年秋天忽然不见的，时间上和山茶花案收网完全吻合。”
郑耀先把山茶花案的审讯记录翻开，找到胡德才的口供。胡德才是顺兴茶社的老板，审讯中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梅姐利用——茶馆靠墙的那张桌子被梅姐用作固定的情报交接点，青花茶具是她的专用，灰布袋子在桌上传递。他声称自己只是收钱办事，不知道交接的东西是什么。军统关了胡德才半个月，反复审讯后没有发现他直接参与情报活动的证据，最后把人放了。释放之后的去向，案卷里没有记录——这不奇怪，军统每年释放的涉案外围人员成百上千，没有人会去跟踪一个茶馆老板释放后去了哪里。
“他放了之后没回顺兴茶社。”赵简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炭坝子巷的位置点了一下。“他在顺兴茶社被查封之后，重新盘下了炭坝子巷这家茶馆，改了招牌，换了名字，继续开茶馆。山茶花案的旧交接点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