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出发时是柏油马路，过了襄阳之后变成了碎石路，再往北进入南阳盆地，碎石路变成了黄土路。五月的中原雨水不多，日头却毒得很，白花花地悬在头顶，晒得卡车铁皮发烫。轮胎碾过干裂的土路，扬起漫天的黄尘，黄尘灌进车厢里呛得人睁不开眼，落在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用手一摸就是一手土。郑耀先坐在副驾驶座上，一只手撑着车窗边缘，另一只手拿着地图。地图是军统印的豫中交通图，牛皮纸封面，上面用红铅笔标着几个前线站点的位置。但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和实际的道路状况差了不止一层——有些路段已经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有些桥梁在溃败时被国军自己炸断了，卡车不得不绕道河滩涉水过河。车轮碾过河滩上的鹅卵石，颠得车厢里的装备箱哐啷哐啷地响。
越往北走，难民越多。先是三三两两的，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扁担压得吱呀吱呀响，独轮车的轮子在土路上碾出一道细细的辙印。后来是成群结队的，男人扛着铺盖卷，铺盖卷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女人抱着孩子，孩子趴在母亲肩头睡着了，脸上落满了黄尘，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在脸颊上冲出一道道灰白色的沟。有人赶着瘦骨嶙峋的老黄牛，牛背上驮着几只麻袋，麻袋里装着从家里抢出来的粮食。有人牵着羊，羊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走几步就停下来咩咩叫，被主人拽着绳子往前拖。所有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黄土，眼神空洞，不说话，只是低着头走路，鞋底磨穿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
偶尔有溃兵混在难民里，军装破烂了，领章和肩章被撕掉了，枪支丢了，肩上搭着从老百姓家抢来的花布包袱，包袱皮上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有个溃兵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套着一只女人的绣花鞋，走路一瘸一拐。没有人看这些溃兵一眼——难民的目光穿过他们，看着前方的路。
赵简之从驾驶座回头说了一句，声音被发动机的突突声盖住了一半：“金哥，这路比石牌还难走。石牌好歹有路，这里是连路都被败兵踩烂了。”郑耀先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一个坐在路边哭的老人，老人盘腿坐在一棵被炮弹削掉树冠的柳树下，身边放着一只空了的粮袋，瘪瘪地叠成一小块。老人的嘴张着，哭不出声，只是干嚎，眼泪在脸上的灰土中冲出两条深色的沟。他身后是还在燃烧的麦田，浓烟滚滚升起来，在无风的午后直直地升上半空。
卡车在许昌城外被拦了下来。
不是被日本人拦的——日军前锋已经往西推了，许昌现在是真空地带。拦车的是国军自己的哨卡。横在路中间的是一根松木杆子，两头架在沙袋上。沙袋被雨水泡过又被太阳晒干，表面裂开了口子，黄沙从裂缝里往外漏，在横杆下面堆成一小堆。旁边站着几个士兵，端着步枪，枪托上的漆被磕掉了好几块。领头的是个少尉，脸很黑，嘴唇干裂起皮，军装袖口缺了一颗扣子，缺扣子的地方露出里面灰色的绒衣。他走到车门前，看了看郑耀先的证件，又看了看卡车车厢里堆的木箱——那是给前线站点带的备用器材和干粮——然后把证件还回来，手指在太阳穴旁边碰了一下算是敬礼。
“长官，你们是重庆来的？”
“是。”
少尉抹了一把脸上的灰，指腹在颧骨上留下几道浅色的印子。“前面没什么好看的了。许昌城里能烧的都烧了，能炸的都炸了。你们要找指挥部，往西走，都在嵩县那边。长官部在嵩县设了个临时指挥所。”
郑耀先把证件收回口袋里。“一零四师的残部撤到哪里了？”
少尉想了想，转头看了一眼身后那个年纪更小的士兵，那士兵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少尉又转回来，用指关节敲了敲卡车车门边缘。“一部分撤到了南阳，在方城一带收容。一部分被打散在许昌以西的丘陵地带，还有些人根本没撤出来。”他说“没撤出来”时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一口唾沫，然后摆了摆手，示意后面的士兵把横杆抬起来放行。松木杆子被两个士兵抬起来时磕在沙袋上，又漏出一小堆黄沙。
卡车驶过哨卡，许昌城东门外的开阔地展现在眼前。郑耀先让赵简之把车停在路边，推开车门跳了下来。
这片开阔地是被炮火犁过的。地面坑坑洼洼，弹坑一个挨一个，有大有小——大的是大口径榴弹炮炸的，直径十几米，坑壁陡峭，坑底积着浑浊的雨水，水面上浮着一层油污和几只死去的虫子。小的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炸的，坑浅，边缘被后续的弹片刮得乱七八糟。城墙塌了一大段，碎砖堆成了斜坡，砖缝里还嵌着几片弯曲的弹片，生了锈。城门口的牌楼被炸掉了半边，剩下一根柱子孤零零地立着，柱身上刻着“忠义”二字，笔画里嵌着的金粉还没完全被硝烟熏黑。空气里有烧焦的木头味、硝烟的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