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官方战报把溃败的原因归结为“敌装甲部队突击迅猛”、“我军装备劣势”、“敌空袭猛烈”。这些措辞在重庆的报纸上登了好几天，头版头条，黑体大字，底下配着“我军民同仇敌忾”的社论。但军统内部的人都知道，官方战报和前线站点的原始报告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
戴笠的办公室里，台灯从傍晚亮到深夜。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雨点打在梧桐叶上，沙沙的声音隔着窗玻璃传进来，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他面前摊着两摞文件：左边是军统豫中前线站点发回来的原始报告，右边是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官方战报。两份文件放在一起，出入之处一目了然。官方战报写的是“转移”，军统站点写的是“溃散”；官方战报写的是“有序撤出”，军统站点写的是“失去指挥，各自逃生”；官方战报里许昌守军“与城共存亡”，军统站点详细记录了一个师在日军装甲部队冲击下的组织瓦解过程——师部与团级指挥失去联络达四小时之久，外围阵地在敌炮火准备阶段即放弃阵地后撤，最后突围时建制完全打散。戴笠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在这两份报告之间反复对比着看，每一处出入都用红笔在旁边画了线，画到最后整个页面像一张红色的网。
他是从基层干上来的人，一眼就能看穿文字的伪装。在前线如果只是“装备劣势”，部队不会在日军突破一点后全线崩盘；如果只是“敌装甲部队突击迅猛”，下级军官不会在报告中提到各级指挥部脱离部队的现象，不会描述渡口撤退时军民争渡造成的额外伤亡，不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那种对指挥体系的绝望。能带兵的人都知道，三十五万人对十五万人，哪怕装备不如对手，只要有坚固的指挥链和合理的防御纵深，绝对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内就全线动摇。这里头一定有更深的腐烂——不是当兵的不拼命，是指挥层出了问题。汤恩伯在河南经营多年，和第一战区长官部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部队调动互相掣肘，外围阵地守将不肯为友军死守侧翼，这些事在军统的情报里早就有零星的记录，只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一场大溃败全部暴露出来。
他按铃叫毛人凤进来。毛人凤推门的时候手里拿着山茶花案的后续排查报告，进来后坐在戴笠对面的椅子上。他没有先开口，等着戴笠说话。和戴笠共事多年，他学会了从戴笠的沉默时间判断事情的严重性——沉默越长，接下来的话越重。
戴笠没有马上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毛人凤。窗外是重庆五月的夜空，云层压得很低，没有星星，只有院子里路灯的黄光在雨雾中晕成一团模糊的光圈。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被风吹得晃来晃去。他的背影在台灯的光里显得很瘦，肩膀的线条硬而平直，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
“豫中前线的情报，军统的站点发回来的和长官部报上来的，是两码事。”戴笠转过身，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长官部在粉饰太平。战报可以修改着往上递，但委员长不是傻子。第一战区长官部一定会被追责，在追责之前，我们要先拿到第一手的、不受长官部过滤的溃败原因分析——部队在哪个环节开始失去控制，指挥系统从哪个层级开始瘫痪，各级指挥官在日军突破时有没有擅离职守，有没有该守的阵地被擅自放弃，有没有该增援的方向被无故拖延。这些信息，看战报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去前线才能拿回来。”
毛人凤把山茶花案报告放在膝盖上。戴笠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军统需要在追责之前掌握最真实的情报，这份情报将成为戴笠在委员长面前说话的依据，也是军统在这场溃败中保住自己话语权的筹码。
“郑耀先去。”戴笠走到桌前，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毛人凤，“他在鄂西前线证明了自己在战场环境下的情报收集能力。石牌战役期间他从鸦鹊岭摸到南侧高地，从冷水沟打到要塞正面，带回来的情报准确度在军统的战后总结里是排在最前面的。豫中虽然败了，败仗的情报分析比胜仗更重要。石牌的战后总结已经完成了，让他从今天开始接手豫中前线的情报汇总。”
毛人凤接过文件，翻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