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来找她谈话，没有新的指示从曾家岩传过来，连军调处那边的联谊活动都暂停了——据说美方观察组去了昆明，要半个月才回来。一切都好像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好像前些天那些让人神经紧绷的接触和试探都没有发生过。但韩冰知道，越是安静的时候，越不能松懈。安静不是因为危险消失了，而是因为危险藏起来了。
重庆的四月下旬开始热起来。办公室窗户整日开着还是闷，空气里的潮气带上了初夏的黏，贴在皮肤上像一层薄薄的浆糊。榆树叶子从嫩绿变成深绿，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亮的光。知了还没叫，但八办院子里的爬山虎已经爬满了整面青砖墙，绿油油的叶子一层叠一层，风一吹就翻出背面灰白的绒毛，像无数只小手在墙上轻轻拍打。
她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光线从窗帘缝隙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淡金色的线。她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睁眼，而是听——走廊里有没有不熟悉的脚步声，院子里有没有陌生的引擎声，楼下有没有人在低声说话。听了几秒钟，一切如常，她才睁开眼睛，掀开被子坐起来。她用铁皮水壶里的隔夜温水刷牙，水带着一股铁锈味，喝进嘴里涩涩的，是从八办后院那口老水管接的。然后到前院那排水龙头前接一盆凉水洗脸。水龙头生了锈，拧开时嘎吱嘎吱响，水冲在搪瓷盆里溅起细碎的水花，有几滴溅在她灰色布衫的前襟上，洇成几个深色的小圆点。四月底的水还是凉的，拍在脸上让人激灵一下，残余的困意就散了。她对着盆里的水面拢了拢头发——水面在微微晃动，把她的脸映得支离破碎，左眼和右眼不在同一个焦点上，像一个被拆开的拼图。她用发夹把碎发别到耳后，拿出手帕擦干脸上的水珠，动作不快不慢，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很扎实。
早饭在食堂吃。稀粥、咸菜、一个杂粮窝头。窝头是玉米面掺了高粱面做的，颜色发暗，嚼起来粗糙但扛饿，咽下去的时候能感觉到粗粮的颗粒从喉咙里滚过。食堂里人不多，早班的同志匆匆忙忙地扒拉着碗里的粥，有人一边吃一边翻着昨天的《新华日报》，油墨沾在手指上印出一道道黑印。炊事员老李个头不高，围着一条沾满油渍的白围裙，正把一屉新蒸的窝头从笼屉里倒进竹筐里，热气腾起来把他的脸熏得发亮。韩冰坐在角落里，把窝头掰成小块泡在粥里，这样能吃得慢一些，久一些。她不需要赶时间——她从来不赶时间。赶时间的人容易出错，而她不能出错。
七点差一刻到办公室。秘书科在一楼走廊尽头，房间不大，两张木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一块绿呢桌布，桌布边缘磨得起了毛边，有几个被烟头烫出的焦痕。靠墙立着三个铁皮文件柜，漆皮掉了几块，露出里面铁锈色的底漆。她的桌子靠窗，窗台上放着那盆兰花，旁边是笔筒、墨水瓶、归档用的日期戳。笔筒是竹子的，里面插着两支钢笔、一支毛笔、一把裁纸刀。日期戳是铁壳的，橡胶印面已经有些老化，盖出来的数字边缘不够清晰，需要用力按压。她先把昨天的剩茶倒进墙角的花盆里——那是陈秘书养的一盆文竹，瘦瘦弱弱的，叶子发黄，据说是因为缺铁，陈秘书隔几天就往土里埋一根生锈的铁钉——然后涮干净搪瓷缸，从茶叶罐里捏了一小撮新茶放进去，冲上开水。茶叶是八办统一配发的茉莉花茶，便宜，但香气很足，热气一冲就散开来，把办公室里隔夜的灰尘味压下去了。她端着搪瓷缸站在窗前喝了一口，茶很烫，舌尖被烫得发麻。
做完这些，她坐下来翻看当天的来文登记。机要交通员老周总是第一个到，驼着背，走路左肩低右肩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肩头补了一块深灰色的补丁。他把一摞牛皮纸信封搁在她桌上，等她签了字才肯走。老周在八办干了快三年，送文件从不迟到，从不跟人闲聊，进门只做三件事——签字、交接、走人。他的脸上永远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漠然，不多看，不多问，不多停留。韩冰有时候想，老周大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同行——只不过他运的是看得见的文件，她运的是看不见的。两个人每天早晨都在重复同样的动作：签字、交接、走人。谁都没有多说一个字，但谁都清楚对方在做什么。
秘书科的工作繁碎而有序，像一座永远不停摆的钟。每一份文件从进来到出去都要经她的手：拆封时用裁纸刀轻轻挑开封口，不能撕破信封，因为信封要原样保存；核对文件标题、编号、密级是否与收发单一致，不一致的要退回重签；贴归档标签时用胶水点在标签四角，不能点在文件上；登记编号时用钢笔在登记簿上逐条写——日期、发文单位、文件标题、密级、经手人，每一项都不能少。登记簿是线装的，牛皮纸封面，里面的纸是边区产的毛边纸，钢笔写上去沙沙地响，墨水会洇出极细的毛边。她的字小而整齐，是标准的仿宋体，每一笔都横平竖直，归档编号从不跳号，日期从不漏填。科长有一次开会时随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