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需要写一份报告。不是给戴笠的——给戴笠的密报已经通过死投点传出去了，用的是茶水在棉纸上写字、碘酒显影的老办法。那份密报的措辞和她所有传给戴笠的情报一样，只涉及她身为八办秘书所能接触到的文件内容，不包含任何关于郑耀先的个人判断。戴笠对郑耀先是另一条试探线，和她这条线平行运转。郑耀先也是戴笠的人，戴笠派他去鄂西，又派他来八办联络，这些她都知道。她如果对郑耀先做出任何评价，等于向戴笠暴露她对军统内部人员有超出职务需要的关注——这对“影子”来说不是加分项，而是自找麻烦。戴笠对郑耀先这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她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多嘴。
今晚要写的不是密报，是作为八办秘书科员必须向组织上报的情况。郑耀先是军统上校，和八办有正常公务往来。她跟他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军调酒会上，今天一次是在下班路上。作为八办人员，她需要把这两次接触的内容、判断、以及对方的态度变化写成一份正常的工作汇报，交给周同志。这是纪律，也是职责。
她的顶头上司是秘书科科长，周同志是办事处副主任，分管秘书科和情报研判。她在八办的日常工作中直接向科长汇报，但在涉及对军统人员接触的特殊情况下，按规定可以直接向周同志提交书面报告，不必经过科长转手。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也是为了防止接触信息在层层转达中被误传或遗漏。
她拉开台灯。绿色铁皮灯罩，灯杆上锈迹斑斑，灯泡只有二十五瓦。一圈暖黄色的光晕铺在桌面上，照得信纸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红字微微泛光。纸是边区产的土纸，边缘裁得不够齐，吸墨快但容易洇，钢笔写上去字迹的边沿会洇出细小的毛边，像墨迹在水中微微扩散。她用的钢笔是上海产的关勒铭，笔尖偏硬，墨水是八办统一配发的蓝黑墨水，颜色深沉，写在纸上不会褪。她从笔筒里抽出笔，拧开笔帽，手指在笔杆上习惯性地搓了一下，目光落在那张土纸上。写这份报告她不需要反复斟酌措辞——她在八办的身份是公开的，观察是正常的，判断是允许的。她只需要把看到的东西如实写下来，不像给戴笠的密报那样每一句话都得经过加减。
“周同志：现将近期与军统郑耀先接触情况汇报如下。”
那场酒会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每一个细节她都能清晰地调出来。枇杷山戴笠的别墅，白墙青瓦，两棵银杏树，客厅里二三十号人，留声机里放着爵士乐。郑耀先端着威士忌穿过人群走到她面前，手里还多拿了一杯橙汁。他穿着军装，肩章上的上校星徽在灯光下反着微光，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在满屋子解开领扣、松了腰带的人中间显得格外板正。他说石牌打得很惨，十一师八千多人打到不到四百人。他说三营长出发前给老婆写了封信——“也许这次是真的回不去了，所以你不用等我。”他不是用官方口径在说，是在说一个人的名字和一句话。她注意到他说到信的内容时，手指不自觉地转了一下杯沿，那个动作没有经过设计——威士忌里的冰块在玻璃杯里轻轻晃了一下，碰出极细微的脆响。他说到八千人和四百人时，目光从她脸上移开，看着窗外那两棵银杏树，停了半拍才继续往下说。窗外银杏树的嫩叶在夜风里沙沙地响着，客厅里的爵士乐还在欢快地吹着小号，不远处有美军观察员在用英语大笑。在那个角落里，没有人在意一个军统上校和一个八办科员在聊什么。但在她的记忆里，他每一点微小的表情都被保存了下来——不是刻意去记，是习惯了。在八办秘书科待久了的人，习惯把所有人的反应都下意识地归档，就像归档那些盖着红戳的文件一样。
她重新握住笔，开始写酒会那天的观察。
“第一次接触为军调处联谊酒会。郑主动走近，提及鄂西会战情况。他在描述石牌守军伤亡时使用了守军指挥官视角的讲述方式，提到高地观察所被端掉后防线失去炮火指引的具体过程，以及个别军官遗书的准确内容。整段叙述中他未使用官方口径中常见的‘壮烈牺牲’、‘英勇殉国’等概括性字眼，而是着力于个体官兵的牺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