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被叫醒的，是自己醒的。在军统十几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睡前在脑子里定一个时间，到点就醒。误差不超过五分钟。他睁开眼睛，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褐色的，像一个不规则的图案。窗外的天还是黑的，炮声停了，一片寂静。寂静里能听见宋孝安的呼吸声，匀匀的，一下一下。孙大鹏在隔壁床上翻了个身，床架子吱呀了一声，然后又安静了。刘文辉说了一句梦话，含糊不清的，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
郑耀先坐起来，把脚伸进鞋里。鞋底是凉的，凉意从脚心传上来。宜昌的春夜比重庆冷，寒气从地板缝里往上渗。他把勃朗宁从枕头旁边拿起来，枪身也是凉的，凉得手指发僵。他拉开枪机，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检查了一下弹夹——黄铜子弹一颗挨着一颗，整整齐齐。他把枪机推回去，咔嗒一声，很轻。然后把枪插回枪套，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户上的玻璃缺了一角，风从缺口灌进来，凉丝丝的。院子里那盏灯还亮着，昏黄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碎石地面。卡车停在院子角落，车身上的露水在灯光里泛着微光，一滴一滴地往下淌。站岗的士兵换了人，新来的哨兵靠着门柱，枪抱在怀里，头一点一点地打盹。
“起来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屋子里的人都醒了。
宋孝安第一个坐起来，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手已经摸到了床边的枪。那是本能——在军统待久了的人，听到组长的声音，先摸枪，后睁眼。赵简之从床上翻下来，穿上鞋，把绑腿一圈一圈地缠好，从脚踝一直缠到小腿肚，每一圈都拉紧，最后在膝盖下面打了个结。孙大鹏揉着眼睛，打了个哈欠，哈欠打到一半被咽回去了。他看了看窗外的天色，又看了看郑耀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服。刘文辉最后一个起来，把电台从枕头旁边抱起来，检查了一下耳机和天线，电线的接头在他手指间翻动着，确认每一个插头都插紧了。
没有人说话。四个人各自整理装备，动作很轻，很熟练。背包带子在手里穿梭着，拉紧，打结。干粮袋、水壶、急救包、手电筒、备用电池、指南针，一件一件塞进背包里。枪械被分解开，又组装回去。枪机拉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哗啦，哗啦，哗啦——然后是弹夹推入的闷响。宋孝安把两颗日制手雷挂在腰间的挂扣上，又用一小块布把手雷包住，防止走路时发出声响。
三点半，五个人在院子里集合。
林永安已经到了。他还是蹲在昨天那块石头上，烟斗里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照出他半张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脸上的皱纹在火光里显得更深。看到郑耀先出来，他把烟斗在鞋底上磕灭，火星溅在碎石地面上，闪了一下就灭了。他把烟斗塞进怀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是纯粹的黑色。空气里有雾气，薄薄的一层，贴着地面流动。雾气里有江水的气味——腥的，潮的，混着远处飘来的硝烟味。几只狗在远处叫，叫声在黑暗里传得很远。
“走。”郑耀先只说了一个字。
从情报处后门出来，穿过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很高，青砖墙，墙头上长着一蓬一蓬的狗尾巴草。草在风里晃着，扫在墙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出了巷子，沿城墙根走了一刻钟，到了宜昌城西门。城门口有哨兵，火把插在城墙上的铁环里，火苗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松脂燃烧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哨兵的脸在火光里一明一暗——很年轻，可能不到二十岁，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绒毛。赵简之把路条递过去，哨兵看了一眼，又用手电筒照了照郑耀先的脸，然后挥手放行。
过了城门，路开始上坡。路面从石板变成了碎石，又从碎石变成了土。路的一侧是山体，黑黢黢的，看不清植被，只能闻到松树的气味——浓烈的，带着树脂香。另一侧是陡坡，陡坡下面是长江。看不见江，但能听见江水的声音——低沉的，持续不断的，像是大地在呼吸。江面上偶尔闪过一点光，是船灯，一眨眼就消失了。
林永安走在最前面。他没有打手电筒，脚步很轻，踩在碎石上几乎听不见声音。他对这条路太熟了——哪里有一块凸起的石头，哪里有一个拐弯，哪里路面塌了一角，全在脑子里。他走路的方式很特别：每一步跨出去之前，脚掌先轻轻落地，试探一下脚下的虚实，然后再把整个身子的重量压上去。这是山里人特有的走法。郑耀先跟在他后面，赵简之跟在郑耀先后面，然后是刘文辉，然后是孙大鹏。宋孝安走在最后，每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回头看一眼来路。来路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和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走了大概一个小时，路拐进了一条山沟。
沟两边是陡峭的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