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赵简之，手里拎着一串钥匙，脸上带着一种压着的东西——不是笑，是那种“终于等到这一刻”的紧绷。另一个人他不认识，穿军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金哥。戴老板让你过去。”
郑耀先站起来。腿有些麻，他用手在膝盖上搓了搓，血液重新流动的感觉像无数根细针在扎。他整了整军装的领口。在禁闭室关了几天，军装皱了，袖口蹭了一道灰，他用手指弹了弹，灰没弹掉。他不再弹了。
走出禁闭室的时候，走廊里的灯光刺得他眯起眼睛。在地下室待久了，眼睛习惯了月光和煤油灯的黄光，对电灯的白光反而陌生了。走廊很长，水磨石地面拖过了，湿漉漉的，反着灯光的倒影，踩上去鞋底发出吱吱的声响。两边的墙是青砖砌的，刷了一半绿漆，漆皮在齐腰高的地方鼓着泡。
赵简之走在他左边，落后半步。那个穿军装的走在前面，步子很快，皮鞋后跟敲在水磨石上，节奏均匀。郑耀先听着那个节奏，在心里默数。一、二、一、二。数到一百二十步的时候，他们上了楼梯。
楼梯是木质的，扶手上的漆磨光了，露出里面深褐色的木纹。郑耀先的手没扶扶手，脚步踩在台阶上，一级一级。木板在脚下发出闷闷的声响，有几级松动了，踩上去会微微下沉。
二楼走廊比一楼亮。窗户很大，木框的，镶着压花玻璃，外面的光透过玻璃变成模糊的一片，把走廊里的一切都罩上一层柔和的灰白色。窗台上落着几片梧桐叶，干透了，边缘卷起来，叶脉凸起着像手背上的血管。戴笠办公室的门在走廊尽头，门是深褐色的，橡木的，铜把手被无数只手握过，磨出了黄铜的本色，亮晃晃的。
门口站着两个人。不是警卫，是毛人凤的人。郑耀先认识其中一个——姓刘，情报处的，去年毛人凤查他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在档案室蹲了三天。姓刘的看到他，目光从他脸上扫过，没有任何表情，像看一面空白的墙。
门从里面开了。
开门的是毛人凤。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丝合缝，左胸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笔帽是银色的，有一点磨损。他站在门口，看着郑耀先，没有让开的意思。
“老郑。戴老板在里面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郑耀先没有接话。他从毛人凤身边走过去，肩膀几乎擦到门框。
戴笠的办公室跟几天前一样。台灯亮着，灯罩是绿色玻璃的，光从灯罩下洒出来，在桌面上聚成一个明亮的圆。戴笠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几份文件。他没有穿军装，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衫，袖口挽了一道，露出一截白衬衣的袖边。右手边放着一杯茶，茶不冒热气了，杯沿上有一圈淡褐色的茶渍。
桌子的另一侧坐着齐怀远。
齐怀远没有穿长衫。他穿着一件蓝布棉袍，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灰色的毛衣。金丝眼镜还戴着，镜片上有一点反光，看不清后面的眼睛。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左手搭着右手，手指交叉着，指节发白。他看到郑耀先进来，手没有动，但下巴微微抬了一下。
齐怀远旁边站着一个人。郑耀先不认识。四十来岁，穿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额头很高，发际线往后退了不少。面前放着一台打字机，黑色的，铁壳的，字母键上的白漆磨掉了一半。纸已经装好了，卷在滚筒上，纸面上还是空白的。这人是记录员。
“坐。”戴笠的声音从台灯后面传出来。
郑耀先在齐怀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两个人中间隔着三步的距离。三步，在审讯室里是审问者和被审问者的距离。在这里，是当面对质的距离。台灯的光正好照在两个人中间的地面上，画出一道明暗交界线。郑耀先在亮处，齐怀远在暗处。
毛人凤最后走进来，关上门。他没有坐，站在戴笠的侧后方，两只手背在身后。
戴笠没有马上说话。他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茶碟上。瓷杯碰在瓷碟上，发出一声极轻的脆响。然后他抬起眼睛，看着郑耀先。
“齐怀远说的那些话，你都知道了。今天让你来，是给你一个当面说清楚的机会。军统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郑耀先的声音很平。“我从哪里开始？”
“从头开始。”戴笠把面前的一份文件推了推。台灯的光照在文件上，郑耀先认出来，那是齐怀远的口供，毛人凤记的那份，密密麻麻的字，有几处被红笔圈起来了。
“去年十月十三日。齐怀远说，你到机要室找他，让他调阅后勤部药品案的档案。一共七份。你说你查贪腐案需要这些材料。他调了，给了你。然后你拿这份调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