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把这个画面在脑子里过了不止一遍。灰衣人推开茶社的门，站在门口，左右看了一眼——雨把他的礼帽淋软了，帽檐塌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他的右手垂在身侧，握着一个灰布袋子，粗布的，不大，成年男人的拳头刚好能握住。袋口用细绳扎着，绳头露出一小截，在风里微微晃动。
他把布袋子塞进怀里，不是随手一塞，是用左手掀开长衫的前襟，右手把袋子放进里衬的暗袋里，然后用手掌按了按，确认放稳了。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但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种经过了反复练习的熟练。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第二次。
然后他走进雨里。步子比来的时候快了一些。
郑耀先当时站在街对面的屋檐下，隔着雨幕，把这些动作一个不落地看进了眼里。他没有跟上去。因为灰衣人回水巷子的路线他已经完全掌握了——从顺兴茶社出来，往西走，穿过两条巷子，拐上城墙根，再走一段，就到水巷子口那棵歪脖子槐树。这条路他走过不止一次，每一次的步数都差不多。
需要查的不是灰衣人。是顺兴茶社。
天还没亮，郑耀先就醒了。窗外的屋檐还在滴水，隔很久滴一滴，落在窗台上，声音不大，但在清晨的寂静里听得很清楚。他没有点灯，坐在床边把昨晚想到的几个问题又捋了一遍。
顺兴茶社是谁开的？开了多久？灰衣人在里面见的人是谁？是茶社的伙计、掌柜，还是另一个跟他一样进来喝茶的客人？布袋子是从谁手里接过来的？里面装的是什么——钱，还是指令，还是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这些问题，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
他穿上衣服。今天换了一身——灰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了，肘部打了一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不是专业裁缝的手艺。这身衣服是他从总务科借来的，登记簿上写的是“化装服，旧，七成破”。布鞋也是旧的，鞋底磨薄了，踩在石板上能感觉到地面的凉意。他没有戴帽子。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教私塾的穷先生，或者一个失了业的小职员。总之不像军统的人。
宋孝安已经在巷子口等着了。他穿着一件旧夹克，领子立起来，手里拿着一份卷起来的报纸。看到郑耀先的打扮，他上下打量了一眼，没说话，只是嘴角动了一下。
“像吗？”郑耀先问。
“像。像得我都想请你教书了。”
两个人沿着石板路往临江门方向走。天刚蒙蒙亮，街灯还没灭，黄黄的光在晨雾里晕成一团一团的。早点摊子刚支起来，炉子里的煤球烧得正旺，火苗从炉口窜出来，舔着锅底。豆浆在锅里翻滚，冒着白汽，整条街都是豆腥味。挑着担子的菜贩从他们身边经过，扁担压得吱呀吱呀响，担子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叶子上亮晶晶的。
郑耀先在一家早点摊前停下来，买了两个烧饼，一人一个。烧饼是刚出炉的，烫手，芝麻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他掰开一半，露出里面软软的面芯，热气扑在脸上。
“顺兴茶社，昨天我让老李查了一下。”他咬了一口烧饼，慢慢地嚼着。“茶社的老板姓胡，叫胡德才，五十来岁。重庆本地人，开茶馆开了十几年。最早是在较场口开，后来房子被炸了，搬到临江门。租的是临江门码头一个商人的产业。门面不大，里面能摆十来张桌子。经营的是清茶馆，不卖酒，不设赌，不留宿。老板自己站柜台，有一个伙计，叫阿六，二十出头，负责端茶倒水。”
宋孝安听着，没有插话。
“胡德才这个人，在临江门一带名声还可以。没有案底，没有跟帮会有牵扯。每月按时交捐交税，保长对他的评价是‘安分守己’。茶馆的客人大多是码头上的人——船工、脚夫、做小买卖的。也有一些闲人，一碗茶坐一天的那种。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听起来是个正常的茶馆。”宋孝安说。
“正常不正常，要看了才知道。”
两个人走到临江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晨雾散了一些，街上的铺子陆续开门了。卸门板的声音此起彼伏——木头碰木头，闷闷的，带着回音。铁铺里有人拉风箱，呼哧呼哧的。卖鱼的把木盆搬到门口，盆里的鱼甩着尾巴，水花溅到路面上。
顺兴茶社在一条叫“炭坝子”的巷子里。巷子不深，从巷子口到巷子尾，大概六十步。茶社在巷子中间，门面朝南。门口挂着一块木匾，黑底金字，漆皮掉了一角，“兴”字的一撇缺了半边。门两边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