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报纸放回桌上，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清晨的光线里慢慢升腾。他想起韩冰，想起她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不重，但很稳，像一把尺子。她在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她。两个人都在量对方，都在等对方先露出破绽。他把烟抽完，烟头在鞋底上摁灭，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院子，院子里那几棵老榕树在风中晃着，气根垂下来，一摇一摇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下午三点，他准时到了朝天门码头。
码头上很乱，卸货的、装货的、挑担的、推车的，挤在一起。他穿过人群，走到第三号石墩处。石墩在码头边，被江水冲刷得光滑发亮，上面刻着模糊的“叁”字。他靠着石墩，点了一根烟，等着。江风吹过来，烟雾散得很快。他等了大约十分钟。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很轻，很稳。他没有回头。
“金先生。”程真儿的声音。
他转过身。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旗袍，头发盘在后面，戴着一顶小帽，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她的脸很白，眉毛细长，眼睛不大但很亮。她走到他面前，停下来，看着他。这一次，她没有站在一步远的地方，而是站在他面前，近到能看清她睫毛的弧度。
“陆文昌呢？”
“他不能来。最近风声紧。他让我转告你，韩冰的事，你做得很好。”
郑耀先看着她。“他知道了？”
“知道了。戴笠让你监视她，看看她会不会叛变。陆文昌同志说，这是你的任务，你按照戴笠的要求去做就好。他会从其他渠道关注韩冰的动向。你只需要注意安全，不要暴露自己。”
“他还有什么指示？”
“有。”程真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他。递纸条的时候，她的手指碰到了他的手指，凉凉的，很快缩了回去。
郑耀先接过来，展开。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金默然在上海已暴露。重庆虽无人知，但以防万一，可向戴笠申请更换身份。建议用《中央日报》记者名义，不易引人怀疑。”他把纸条看了一遍，折好，放进口袋里。
“知道了。我会跟四哥说。”
“还有，”程真儿的声音低了一些，她微微侧过头，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人注意他们，才继续说，“陆文昌同志说，你在上海做的事情，组织上很满意。但他让你记住，你是一个潜伏者。不要因为杀了几个汉奸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任务是活着，不是送死。”
郑耀先没有说话。他转过身，看着江面。江水是黄的，浑浊的，翻滚着往下游流去。船在江面上来来往往，汽笛声一声接一声。程真儿站在他旁边，也看着江面。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只有江风和汽笛声在他们之间流淌。
“金先生。”她叫他。
“嗯。”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交通员。你写好情报，放在老地方。我会去取。有紧急情况，我会来找你。你不要找我，也不要打听我的住处。”
“知道了。”
郑耀先看着她。“你在延安训练了半年，都学了什么？”
“学了很多。发报，跟踪，反跟踪，化装，密码，格斗，射击。该学的都学了。”
“杀过人吗？”
“没有。”
“怕吗？”
“怕。但怕也要做。”
他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根。烟雾在江风中散开。程真儿站在他旁边，也看着江面，但她的目光不时从江面上移开，落在他的侧脸上。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了，下巴尖得像刀削。他的眼睛下面有青黑色的眼袋，像是一连好几天没有睡好觉。她想起陆文昌说过的那些话——“他在上海受了伤，差点回不来。”她想知道那些伤在哪里，但不敢问。
“金先生。”她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