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到了。”
徐百川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到了？”
“到了。”
两个人下了船，走上码头。码头上很乱，卸货的、装货的、挑担的、推车的，挤在一起。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穿着从贫民窟带来的破衣服，戴着帽子，低着头，和任何一个普通的码头工人没有区别。郑耀先扶着徐百川，走得很慢。徐百川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每走一步都要咬牙。他的额头上全是汗，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郑耀先的手背上。郑耀先不敢停。他们出了码头，走上大路。雾散了一些，阳光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照在那些灰色的房子上，亮得晃眼。
他们走到罗家湾的时候，快九点了。军统局本部在一片山岗下，周围是土丘和树林。大门是黑色的，很大，漆面发亮，常年紧闭。门口站着两个卫兵，穿着灰色军装，戴着钢盔，枪口朝下，站得笔直。郑耀先走到侧门前，从口袋里掏出证件，递过去。卫兵接过来，翻开，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他的脸。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来了，眼睛陷在眼窝里，和照片上不太像了。卫兵看了他两遍，又看了看徐百川。
“他是谁？”
“行动处副处长，徐百川。”
卫兵愣了一下。他认出了徐百川。他接过徐百川的证件，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的脸。他的脸也很瘦，颧骨也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很亮。卫兵把证件递回来，放他们进去了。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占地两百多亩。院子里有办公楼，有宿舍，有车库，有操场。办公楼是灰色的，三层，窗框漆成绿色，走廊上有木栏杆。楼前的操场上停着几辆车，黑色的，漆面很亮，车头对着大门。院子四周是高墙，墙头拉着铁丝网。墙角种着几棵老榕树，气根垂下来，像无数只手。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只有办公楼里偶尔传出来电话铃声，很响，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郑耀先穿过院子，走进办公楼。楼里很暗，走廊很长，灯没有开。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哒，哒，哒，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上了二楼，走到行动处的办公室门口，推开门。
办公室里坐着几个人，都在低头看文件。听到门响，有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了。有人没有抬头。老王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夹着一支烟，正在看一份电报。他抬起头，看到郑耀先，愣了一下。然后他看到了徐百川，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四哥！老六！”他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撞在墙上，发出哐啷一声。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抬起了头。他们看着郑耀先，看着徐百川，看着他们身上的破衣服，看着他们脸上的伤，看着徐百川吊着绷带的左臂。没有人说话。
“戴老板在吗？”郑耀先问。
“在。在二楼。他等你们很久了。”
郑耀先扶着徐百川，转身走了出去。走廊里很暗。他们上了二楼，走到戴笠的办公室门口。门关着，门口站着两个卫兵。郑耀先停下来，整了整衣领，敲了一下。
“进来。”
他推开门。戴笠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他没有穿军装，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他没有抬头。
“回来了？”
“回来了。”
戴笠把文件合上，抬起头，看着郑耀先。那目光不重，但很稳，像一把尺子，从头量到脚，又从脚量到头。他看了很久，又看了看徐百川。
“百川，你受伤了？”
“擦破了一点皮。没事。”
“坐。”
郑耀先扶着徐百川坐下来。他自己也坐下来。椅子是木头的，硬邦邦的，坐上去硌得慌。戴笠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个人之间飘了一会儿，散了。
“你们在上海的事，我都知道了。周继成，林忠良，还有76号的那场火。你们做得很好。”他的声音很平。“但是，你们失联了七天。七天，没有任何消息。你们去了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
郑耀先看着他。“我们躲在了下水道里。四哥受伤了，需要养伤。”
“下水道？”戴笠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两下，三下。“上海的下水道四通八达，但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你们躲在哪个区？法租界？公共租界？还是虹口？”
“法租界。霞飞路附近。”
“霞飞路附近？那里是闹市区。你们躲了七天，没有被发现？”
“下水道里很暗，很臭。巡逻的人不会下去。我们躲在岔道里，上面是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