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没有动。他的背挺得很直，靠在椅背上，呼吸很平稳。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耳朵在听。听走廊里的脚步声，听隔壁房间的动静，听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他在数。数到一千八百的时候，门开了。不是山本一郎。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放在桌上。水是温的，不烫，有一股铁锈味。那人转身走了，门又关上了。郑耀先没有喝水。他坐在那里，看着那扇门。
在隔壁房间里，山本一郎站在一面单向玻璃前，看着郑耀先。玻璃的另一面，就是审讯室。他看了很久。田中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份记录本。
“他动了没有？”山本一郎问。
“没有。从您离开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动。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眼睛看着门。水没有喝，椅子没有挪，衣服没有整理。什么都没有。”
“呼吸呢？”
“平稳。没有加快，没有减慢。”
“心跳呢？”
“听不见。距离太远。”
山本一郎盯着玻璃里的郑耀先。那个人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不，石头至少还有纹理，还有温度。这个人什么都没有。没有表情，没有动作，没有声音。他像一具被时间凝固的尸体。
“他怕不怕？”山本一郎问。
“看不出来。”
“他当然不怕。”山本一郎的声音很平。“他什么都不怕。他不怕我，不怕死，不怕关。他什么都不怕，反而让我怕他。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是最可怕的。”
田中低下头，没有说话。
山本一郎转过身来。“人带来了吗？”
“带来了。在楼下等着。”
“他叫什么？”
“王维城。以前是军统上海站的，三年前被捕，现在帮我们做事。他见过很多军统的人，也许能认出金默然。”
“让他上来。”
田中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这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衫，脸上有一道疤，从眉角延伸到颧骨。他走到山本一郎面前，鞠了一躬。
“山本先生。”
“王先生，你看看玻璃那边那个人。你认识他吗？”
王维城走到玻璃前，看了很久。他眯着眼睛，歪着头，换了好几个角度。
“不认识。没见过。”
“你确定？”
“确定。我在军统上海站待了五年，见过的人不少。这个人，我没见过。”
山本一郎点了点头。“好。你去吧。”
王维城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山本一郎又站在玻璃前，看着郑耀先。那个人还是没有动。他的坐姿和离开时一模一样，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眼睛看着门。他像一个被设置好的机器，不会疲倦，不会动摇。
“田中。”
“是。”
“把那个人叫来。”
“是。”
田中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另一个人走进来。这人三十出头，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带着笑，但眼睛没有笑。他走到山本一郎面前，站定。
“山本先生。”
“你叫什么？”
“李志远。以前在中统做过，后来转到76号。现在帮您做事。”
“你认识金默然吗？”
“不认识。但我看过他的照片。参观团的时候，我负责外围警戒。见过他一次。”
“你进去见他。告诉他，你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叫约翰·史密斯，是他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