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按在椅子上。椅子是固定的，铁腿焊在地板上，坐上去冰凉。手被绳子绑在背后，勒得很紧，手腕已经开始发麻。两个穿黑色西装的人退了出去，门关上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坐在那里，听着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像心跳。
过了大约十分钟，门开了。山本一郎走进来，穿着一件深色的军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步子很轻，皮鞋踩在水磨石地板上，几乎没有声音。他走到桌前，没有坐下，而是站在郑耀先对面，双手撑在桌沿上，微微弯着腰，看着郑耀先的脸。台灯的光从侧面打过来，把他的脸分成明暗两半。
“金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日本口音，但很清晰。“上次在参观团，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简单。今天总算有机会单独聊聊了。”
郑耀先抬起头，看着他。灯光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山本先生，你请人的方式很特别。”
“上海不太平，不得已而为之。”山本一郎直起腰，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金线。“金先生，你在上海住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一年。”山本一郎转过身来。“一年时间，你写了多少文章？”
“十几篇。”
“十几篇。一个记者，在上海住了一年，只写了十几篇文章。你不觉得太少了？”
郑耀先看着他。“我是一个特派记者，不是每天都要发稿。我负责深度报道，需要时间采访、调查、写作。”
山本一郎点了点头。他走回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翻开，念了几行。“金默然，《大江报》特派记者，浙江绍兴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一九三八年从重庆到上海采访。这是你的档案。”他合上文件，看着郑耀先。“你的档案很完整。学历、经历、家庭背景，一应俱全。但是，金先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们最近在跟英国泰晤士报的主编联络，想核实一下你的记者身份。毕竟你是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我们很重视。主编说，他们确实有一位叫威廉·金的记者，上个月在重庆采访。但是，威廉·金的照片和你不太像。他说，威廉·金是圆脸，戴眼镜，而你——”山本一郎看着郑耀先的脸，“你的脸很瘦，颧骨很高。你比他瘦。”
郑耀先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停住了。
“当然，人瘦了，脸会变。也许你最近太辛苦了，瘦了很多。”山本一郎的声音很平。“主编还说，威廉·金的证件上个月丢了，正在补办。补办的那张证件，和你手里的那张，是同一张。但问题是，威廉·金本人还在重庆，他的证件怎么会到了你手里？他丢了证件，补办了一张，然后你又拿着补办的那张来了上海。这说不通。”
郑耀先看着他。“山本先生，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金先生，你的证件是真的，但人不一定对。你拿着别人的证件，冒充别人的身份。这在战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英国领事馆知道了，不会高兴。泰晤士报知道了，也不会高兴。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在损害他们的声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你在威胁我。”
山本一郎笑了一下。不是那种阴冷的笑，是一种很随意的、像在聊天的笑。“不是威胁。是提醒。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冒充外国记者，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能证明你就是威廉·金，一切都不是问题。如果你不能证明，那你就麻烦了。”
“你想让我怎么证明？”
“很简单。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上海？你替谁工作？你在上海做了什么？你说了，我就可以向英国领事馆证明，你是真正的记者，你只是瘦了。你说了，一切都过去了。”
“我说了，你就信？”
“我说了，我就信。”
郑耀先笑了一下。“你说你信，但你不会信。你只会把我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然后拿去问别人。问对了，你信。问错了，你也不信。你永远不会信我说的任何话。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信我是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