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的老榕树在风中晃着，气根垂下来，一摇一摇的。车库旁边那排平房门口，那个穿便衣的人又在那里抽烟。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走廊那头，老李还靠在窗台边，手里夹着一支烟，眯着眼睛看窗外的雾。他的姿势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像是从来没有动过。
“老李。”郑耀先叫他。
老李转过头来。
“南岸那几个可疑的人，跟了多久了？”
“半年了。”老李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睛。“一个卖烟的，一个拉黄包车的，一个在码头扛活的。都是小角色，跟不出什么名堂。”
“他们互相认识吗？”
老李想了一下。“卖烟的和扛活的见过面。在码头上，递了一根烟，说了几句话。没听清说什么。”他把烟头在窗台上摁灭。“你要跟，我帮你盯着。”
“不用。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就行。”
老李看了他一眼。“卖烟的在弹子石正街，摆了个摊子，白天在，晚上不在。拉黄包车的在南岸转，没固定地方。扛活的在玄坛庙码头，早上七点去，晚上六点走。你要跟，小心点。那边日本人多，宪兵队的人常在那一带转。”
郑耀先点了点头。他走回办公室，坐下来，把南岸的地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弹子石正街，玄坛庙码头，中间隔着几道坡，几条巷子。他在情报处的时候看过南岸的地图，记得大概的位置。他站起来，拿了帽子和外套，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宋孝安坐在对面，低着头看文件，没有抬头。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出了侧门，走到大路上。雾还没有散尽，灰蒙蒙的，把远处的山和房子都罩住了。他没有叫黄包车，走着去。从罗家湾到南岸，要过江。他走到朝天门码头，上了一艘渡船。船上人不多，几个挑担子的脚夫，一个穿长衫的老人，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他站在船尾，看着江水。江水是黄的，浑浊的，翻滚着往下游流去。船开得很慢，马达突突突地响，在雾里闷闷的。到了南岸，他下了船，走上码头。码头上很乱，卸货的、装货的、挑担的、推车的，挤在一起。他穿过人群，走上一条石板路。路很窄，两边是住家，门都关着。他走了十几分钟，到了弹子石正街。
正街宽一些，两边有店铺，卖布的，卖药的，卖杂货的。一个卖烟的摊子摆在街口，一张木板搁在两条长凳上，上面摆着几包烟。卖烟的是个老头，瘦小，穿着一件破棉袄，蹲在摊子后面，眯着眼睛打瞌睡。郑耀先从摊子前面走过，没有停。他的步子没有变快，也没有变慢。他的目光从摊子上扫过去，看到那几包烟。有“金斧”，有“华福”，有“八百壮士”。他记住了老头的脸——瘦，黑，颧骨很高，眼睛很小，眯着，像睡着了，又像是在看什么。
他走到巷子尽头，拐了一个弯，又走了十几分钟，到了玄坛庙码头。码头比朝天门小，人也少。几个扛活的坐在石阶上等活儿，有的抽烟，有的聊天，有的打瞌睡。他认出了老李说的那个人。他坐在石阶最下面一层，靠着栏杆，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脸上盖着一张报纸。他的脚边放着一根扁担，两捆麻绳。郑耀先从码头上面走过，没有停。他记住了那根扁担，那捆麻绳，那双露在报纸外面的脚。鞋是破的，大拇指露出来了。
他走回码头上面，站在一棵黄葛树下，点了一根烟。他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从鼻孔里喷出来。他透过烟雾看着码头。扛活的几个人开始动了，有人扛着麻袋上船，有人扛着箱子下船。那个戴草帽的还躺在那里，报纸盖着脸，一动不动。他等了十分钟，那个人没有动。他把烟抽完，烟头弹进江里，转身走了。
他回到局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把今天看到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卖烟的老头，拉黄包车的，扛活的。三个小角色，老李跟了半年，没有跟出名堂。但他注意到一件事——老李说，卖烟的和扛活的见过面。在码头上，递了一根烟，说了几句话。为什么一个卖烟的要去码头？为什么他要找扛活的？他住在弹子石，在正街摆摊，没有必要去码头。除非他不是去卖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