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了船，走上码头。码头上很乱。卸货的、装货的、挑担的、推车的，挤在一起。有人扛着麻袋从身边走过，肩膀擦着他的箱子，没有停。有人在吵架，为了几毛钱的脚力费，脸红脖子粗。一个小孩蹲在角落里卖烟，面前摆着几包“金斧”，用报纸垫着，烟盒上印着一把斧头的图案，旁边写着“抗战到底”四个小字。郑耀先从码头出来，走上大路。雾还是很浓，街灯还没灭，昏黄黄的，一团一团的，像浮在空中的鬼火。路上的人多起来了，有上班的，有赶集的，有挑着担子卖早点的。
路边有一个摊子，支着两口锅，一口煮着豆花，一口蒸着米饭。几张长条凳，一块案板，案板上摆着碗筷和几碟佐料——红油、花椒面、姜末、葱花、榨菜粒。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围着发黑的围裙，正从锅里舀出一碗豆花，白白嫩嫩的，在碗里颤颤巍巍地晃。旁边几个挑担子的脚夫蹲在凳子上，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筷子，把豆花拌进米饭里，呼噜呼噜地吃着。一个脚夫吃完了一碗，从怀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划了根火柴点上。烟盒是黄色的，上面印着“华福”两个字，旁边有一行小字，看不清。烟雾升起来，混着豆花的香气，在晨光中飘着。
郑耀先走过去，在一条空凳子上坐下来。
“来一碗。”
老板应了一声，从甑子里舀了一碗米饭，又从锅里舀了一碗豆花，浇上一勺红油，撒了葱花和榨菜粒，端过来。豆花是胆水点的，白得像雪，嫩得像凝脂，筷子一碰就碎。他把豆花拌进米饭里，红油渗进米粒，葱花和榨菜粒夹在中间，香气冲上来，热腾腾的。他吃了一口，很烫，舌尖抵着上颚，等那股热劲儿过去，才慢慢嚼。米饭是甑子蒸的，一粒一粒的，不软不硬。豆花很嫩，入口就化了，只剩下红油的辣和榨菜的咸。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像是在数。
脚夫们吃完了，把碗往案板上一放，抹抹嘴，挑起担子走了。又来了几个人，穿得整齐些，像是写字间的职员，要了两碗豆花，一碗米饭，分着吃，一边吃一边说话。说的都是物价，米又涨了，盐又涨了，这个月薪饷怕是不够花了。一个年纪大些的说，听说南岸弹子石那家烟厂又要涨价了，南洋的“金斧”“花王”都要涨。另一个说，涨就涨吧，反正也抽不起，还不如买大城的“八百壮士”，便宜，劲还大。几个人说着说着就骂起来了，骂日本人，骂物价，骂那些发国难财的。郑耀先听着，没有抬头。他吃完了，把钱放在桌上，拎起箱子，走了。
军统局本部在罗家湾。从朝天门到罗家湾，走路要四十多分钟。他没有叫黄包车，走着去。他对重庆不熟。离开的时候是冬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他只记得军统局本部在城西一带，靠着山，很隐蔽。罗家湾在渝中半岛西侧，学田湾、枣子岚垭那一片，是山岗下起伏凹陷的小盆地，周围土丘环绕，大树葱茏。他走在街上，看着两边的房子。有些房子是新盖的，有些房子被炸过，还没来得及修，只剩下半面墙，露着里面的房间，像一个被剖开的盒子，能看见墙上的画、桌上的碗、床上的被褥，都蒙着一层灰。
他走到曾家岩的时候，雾散了一些。中山四路很安静，路两边的黄葛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他走得很慢，目光从那些老式洋楼上扫过去。他看到了曾家岩五十号，那是一栋灰色的砖木结构小楼，门口很安静，窗帘拉着，看不出里面是否有人。楼不大，三层，夹在几栋相似的建筑中间，不仔细看很容易错过。他走过去了。又走了几十步，看到了另一栋楼。三层，黄色的，西式建筑，砖木结构，两楼一底。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漆面很亮，车头对着大路。他没有停步，继续往前走。
后来他才知道，那栋灰色小楼被周恩来租了下来，对外叫“周公馆”。也就是那一年春天，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周公馆成了南方局在城内的主要办公地点。而旁边那栋黄色的楼，是戴笠的公馆。两栋楼相隔不过两百米，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再后来，他听说军统在对面设了监视点，茶馆、修鞋铺，从早到晚有人轮流坐着，目光牢牢锁在那栋灰色小楼上。但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一切都才刚刚开始。郑耀先从两栋楼之间走过，没有停，没有看。他的步子没有变快，也没有变慢。他只是一个刚从上海回来的军统少尉，走在这条安静的街上，和任何一个行人没有区别。
他走到罗家湾的时候，快九点了。雾已经散尽了，阳光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照在那些灰色的房子上，亮得晃眼。军统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