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上，窄窄的一条，亮得晃眼。他躺在床上，没有马上起来。他听着窗外的声音。楼下的馄饨摊已经开了，锅盖碰锅边，叮叮当当的。有人在说话，上海话，叽叽咕咕的，听不太懂。远处有黄包车的铃声，叮铃叮铃，由远及近，又远了。这些声音他听了不到一个月，但已经熟悉了。他知道卖馄饨的老头每天五点四十出摊，先搬桌子，后摆碗筷。他知道对面楼上的女人每天六点十分晾衣服，先把被单抖三下，再搭上竹竿。他知道巷子口的报童每天七点整来，喊的第一声总是破音。今天之后，这些声音他不会再听到了。
他坐起来，开始穿衣服。衬衣，裤子，外套。扣子从下往上扣，每一颗都扣到位。他把那副平光眼镜戴上，走到窗前，对着玻璃看了看。玻璃里那个人，圆脸，戴眼镜，像个记者。他把这个人的脸记在脑子里，和那张照片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核对了一遍。然后他把眼镜摘下来，放进口袋里。从今天起，他不用再戴着它了。至少暂时不用。
他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一支笔，一个本子，一个搪瓷缸子。笔是新的，用了不到一个月，笔尖还很尖。本子写了一半，前面是采访笔记，后面是空白。搪瓷缸子磕了一个口子，不深，但摸上去刮手。他把记者证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一眼，放进口袋里。照片上那个人笑得很自然，嘴角往上翘，眼睛也往上翘。他对着镜子笑了一下，学不来。他把枪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检查了一遍。弹匣是满的，保险是关着的。他把枪别在腰后，用外套盖住。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房间。床单是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和他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样。桌上放着台灯、墨水瓶、几支毛笔、一摞白纸。窗台上那盆文竹已经彻底枯了，叶子卷成了细小的筒，一碰就碎。王妈说过，那盆文竹是上一个房客留下的，浇了水也救不活。他在这个房间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但感觉像是住了很久。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暗。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实了。一级，两级，三级。他数着台阶，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数到二十三级的时候，到了一楼。一楼的门厅里，王妈正在扫地。她是个矮胖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看到郑耀先拎着箱子下来，她停下来，拄着扫帚。
“金先生，要出门？”
“要走了。”
“去哪？”
“回重庆。”
王妈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她低下头，继续扫地。扫帚划过石板，沙沙沙，沙沙沙。郑耀先站在门口，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门厅的小桌上。房租他已经付过了，这些是给王妈的。王妈抬头看了一眼，没有说谢谢，也没有推辞。她只是点了点头，又低下头扫地。郑耀先推开门，走了出去。
阳光很亮，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的味道，有江水的气息，有远处面包房飘来的甜味。他走下台阶，往左转。街上已经热闹起来了。卖菜的在吆喝，买菜的在讨价还价，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夹着公文包从身边走过，步子很快。他走在人群里，和任何一个普通行人没有区别。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走了二十分钟，拐进一条巷子。巷子里很安静，阳光从屋顶的缝隙里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一条的光带。他走到第三家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停一下，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刘成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衬衫，袖子挽到手肘。他的脸上没有墨水印，洗得很干净。他看了郑耀先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箱子。他的目光在箱子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进来。”他侧身让郑耀先进去，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
房间还是那个样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面，筷子搁在碗沿上，面条已经坨了，汤也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膜。窗帘拉着，只留了一条缝，外面的光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刘成把门关上，靠在门板上，看着郑耀先。
“我要走了。”郑耀先说。“今天。”
刘成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不是说三天吗？”
“三天到了。”
刘成没有说话。他把手从门把手上拿开，插进口袋里。他的肩膀微微塌着，嘴唇抿得很紧。他站在那里，看着郑耀先的箱子。箱子很小，黑色的，提手上系着一根绳子，是郑耀先来的时候系上去的，怕提手断了。绳子还在，系得很紧。刘成盯着那根绳子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
“石头那边，我去过了。”郑耀先说。“秀才那边，也去过了。”
刘成点了点头。“他们知道你要走？”
“知道。”
刘成没有再问。他走到窗前，从窗帘的缝隙里往外看了一眼。街上没有人。他转过身，靠着墙，看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