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金线。郑耀先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窗外的声音。楼下有脚步声，很轻，很急，是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哒哒哒，由近及远。远处有黄包车的铃声，叮铃叮铃，混着卖报童的吆喝：“看报看报！日军轰炸重庆！看报看报！”声音尖细，拖着长长的尾音，像一根线，在晨风中飘着。
他坐起来，开始穿衣服。衬衣，裤子，外套。扣子从下往上扣，每一颗都扣到位。今天多了一个步骤——从枕头底下拿出那副平光眼镜，戴上。眼镜是圆框的，和档案里那张照片上的一样。镜片没有度数，但隔着它看出去，世界好像远了一点，模糊了一点。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对着玻璃看了看。玻璃里那个人，圆脸，戴眼镜，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像个从重庆来的记者。不是郑耀先。是金默然。他把这个人的脸记在脑子里，和那张照片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核对了一遍。眉毛，眼睛，鼻子，嘴巴，下巴。都对上了。他对着玻璃笑了一下，嘴角往上翘，眼睛不笑。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他转身走到桌前。桌上摊着一份《大江报》，昨天的。他拿起来，翻到第三版，上面有一篇署名为“金默然”的文章，写的是重庆战时生活。这是他三天前写的，通过军统的秘密渠道发回报社。文章写得不温不火，没有观点，只有描述。一个记者应该写的东西。
他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拿起桌上的采访本和钢笔，放进口袋里。然后他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房间。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床单是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台灯、墨水瓶、几支毛笔、一摞白纸。窗台上有一盆文竹，已经枯了，叶子发黄。这就是一个记者的房间。没有人会想到这里住着一个特工。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暗。天花板上的电灯只有一盏，是那种老式的钨丝灯泡，玻璃壳上积了一层灰，发出来的光昏黄暗淡，像快灭的蜡烛。光线照在墙上，墙上的漆皮一块一块地鼓起来，像一张长了癣的脸。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出去。一级，两级，三级。他在数台阶，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每天数一遍，直到不用数也能知道第几级会响，第几级不会响。
一楼的门厅里，房东王妈正在扫地。她是个矮胖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看到郑耀先，她停下来，拄着扫帚。“金先生，这么早出去？”
“出去走走。采风。”郑耀先用上海话说。他的上海话还不太流利，但够用了。
王妈点了点头，又低下头扫地。“金先生，你那个朋友，昨天来找过你。”
郑耀先的手停在门把手上。“什么朋友？”
“一个年轻人，瘦瘦的，戴眼镜。说是你同乡。我说你不在，他就走了。”王妈抬起头，想了想，“对了，他留了个口信，说约你明天下午三点，老地方见。”
郑耀先站在那里，没有动。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脑子里在转。同乡？他没有同乡在上海。年轻人，瘦瘦的，戴眼镜。不是“喇叭”，喇叭不戴眼镜。不是“石头”，石头不瘦。不是“秀才”，秀才不会来找他。是那个接头的人。他们换了联络方式。他把这个信息收好，放在脑子里一个安全的地方。
“知道了。谢谢王妈。”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阳光很亮，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的味道，有江水的气息，有远处面包房飘来的甜味。他走下台阶，往左转。街上已经热闹起来了。卖菜的在吆喝，买菜的在讨价还价，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夹着公文包从身边走过，步子很快。一个黄包车跑过去，车上坐着一个女人，穿旗袍，戴帽子，看不清脸。他走在人群里，不快不慢，和街上其他人一样。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不刻意，不做作，像一个人在逛街，在看风景。
走了两条街，他拐进一条巷子。巷子很窄，两边是住家，门都关着。他走到第三家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停一下，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张年轻的脸，圆脸，眼睛很大。是刘成。在训练班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喇叭”。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虽然他嗓门确实大——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喜欢凑到人跟前，嘴巴一张一合的，像一只喇叭。他自己不喜欢这个外号，说喇叭是吹的，他不是吹的。但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
“进来。”刘成侧身让他进去。房间比郑耀先的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面，筷子搁在碗沿上。窗帘拉着，只留了一条缝。刘成把门关上，靠在门板上。
“怎么样？”他问。
“有人来找我了。”郑耀先把王妈的话说了一遍。刘成听着，眉头皱起来，又松开。
“是接头的人？”
“应该是。换了方式。可能是怕原来的联络点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