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早上传开的。郑耀先正在操场上跑步，天还没大亮，汽灯还亮着，“嘶嘶”地响，发出惨白的光。雾从澧水那边飘过来，贴着地面走，像一层薄薄的纱，把操场罩得模模糊糊的。他跑在队列里，步伐整齐，呼吸均匀，前面是刘成的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已经被压平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弄的。
三辆黑色轿车从大门驶进来，扬起一路黄尘。车灯在雾中划出两道惨白的光柱，光柱里飞舞着细小的尘埃。引擎的声音很低，像几头伏在地上的野兽在低吼。车停在教学楼前面，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五六个人，都穿便装，年纪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目光锐利，走路带风。他们跟着谢力公总教官进了教学楼，门关上了，窗帘拉上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什么。
队列里有人在小声议论。王德胜的声音最大，虽然他已经压得很低了，但还是能传出去好几排：“听说都是从重庆来的。军统局本部的人，专门来挑人的。”他一边跑一边说，气都喘不匀，但嘴就是停不下来。
“挑什么人？”陈福生在他后面问，声音怯怯的，像怕被人听见。
“挑特工。挑好苗子。挑能办事的人。”王德胜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只有前后几个人能听见，“听说这次是要挑一批人去上海。上海你知道吧？七十六号，汪精卫的人，日本人的走狗。去那里，九死一生。十个去了，一个都回不来。”
陈福生的脚步乱了一下，然后又跟上了。他的脸色发白，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盯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不敢往两边看。
刘成没有说话。他跑在郑耀先前面，步子很稳，呼吸很匀，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但他的耳朵动了动，郑耀先看见了。
早操结束后，食堂里的气氛变了。那种压抑又回来了，但不是陈明远被抓时的那种压抑。那种压抑是死的，是恐惧，是人人自危。这种压抑是活的，是躁动，是人人都在想——会不会是我？有人想去上海，有人不想去上海，有人想去但不敢说，有人不想去但不敢说。每个人心里都在算，每个人脸上都不动声色。早餐的粥是稀的，馒头是凉的，咸菜是咸的。没有人抱怨。以前一定会有人抱怨的。
上午的课照常进行。孙教官讲情报分析，讲了一个小时，布置了一道题，让大家分析一封密信。信是用日文写的，内容是一个商人的业务报告，全是数字和术语——棉纱价格、布匹数量、运输费用。大部分人看了半天，觉得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商业报告。有人写了三页，有人写了四页，有人写了五页。
郑耀先看了三遍。第一遍通读，了解大意。第二遍细读，把所有的数字抄在草稿纸上。第三遍对照，把数字之间的关系列出来。然后他写下了自己的结论：这封信是假的。写信人不是商人，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理由是数字的排列方式不符合商人的习惯，某些术语的使用有问题，信中提到的一批货物的价格比市场价低了百分之三十。
他写了三行字。三行字，比任何人的都短，但比任何人的都准。他把纸交上去的时候，孙教官推了推眼镜，看了他一眼，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那几笔写得很慢，像是在记一件很重要的事。
下午，赵教官把郑耀先叫到了操场东边。
操场东边有一排旧仓库，平时没人去，墙根长满了草，有的已经齐腰高了，在风中摇晃。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黑洞洞的，像一只只瞎了的眼睛。屋顶的瓦片缺了不少，阳光从缺口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个光斑，像一枚枚金币。空气中有一股霉味，混着稻草和老鼠屎的气味，呛得人喉咙发痒。
赵教官站在仓库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枪。不是训练用的那种“勃朗宁”，是另一种，枪身更亮，枪管更长，准星更细。他把枪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然后递给他。
“从今天起，你跟我单独练。”赵教官的声音很平，没有感情，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像是在念一份菜单。“不是格斗，不是射击。是别的。”
郑耀先接过枪，没有说话。枪很沉，比他平时用的沉一些，握在手里有一种踏实的重量感。他翻过来看了一下枪号——被磨掉了，磨得很干净，看不出原来的痕迹。枪管里黑洞洞的，能照见人影。他把枪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准星，准星是新的，没有磨损，像一颗刚长出来的牙。
“什么？”他问。
“暗杀。”赵教官看着他，目光很平静。“去上海的人，要会这个。七十六号的人，不是吃素的。你打不死他，他就打死你。没有第三条路。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回头的机会。”
郑耀先把枪放在桌上。桌子是木头的，桌面坑坑洼洼，被之前的学员刻了好多字。他看不清刻的是什么，只看到一些歪歪扭扭的笔画，像蚂蚁爬过留下的痕迹。他开始拆枪，动作很慢，很仔细。先把弹匣退出来，检查了一下，空的。然后把枪管卸下来，把弹簧抽出来，把撞针取出来。每一个零件都看一遍，用手摸一遍，再用布擦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