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是中午贴出来的，贴在中队部的布告栏上，白纸黑字，盖着政训处的红印章。通知不长，只有几行字，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每个人的眼睛里：“为纯洁队伍，肃清异己，即日起进行全员政治审查。所有学员须重新填写调查表，如实报告个人情况。如有隐瞒，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布告栏前面围满了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议论，所有人都在沉默地看那张纸。有人看完就走了，低着头，步子很快。有人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像是在数每一个字，又像是在等那张纸自己消失。有人挤进去看了一遍，又挤出来，站在人群外面，脸色发白。
刘成站在人群后面，踮着脚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他的脸色比纸还白，嘴唇没有血色，手在发抖。他转身走了，步子很快，几乎是跑的。他的鞋踩在石板上，“啪嗒啪嗒”响，像有人在后面追他。
新的调查表比开学前的那份更详细，也更可怕。
表格是下午发下来的，每人一份。郑耀先拿到的时候，先没有看内容，而是用手摸了一下纸的质地。纸是粗糙的，发黄的，边角有点毛，和上次的一样。但页数多了，从原来的十几页变成了二十几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
他翻开第一页。除了基本的个人信息外，新增了很多栏目：家庭成分、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对时局的看法、对共产党的认识、对领袖的态度、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对苏联的认识、对英美援助的态度。每一栏下面都留了大片的空白，等着你去填。最后一栏用红字印着：“本人有无政治问题。如有，请详细说明。”那行红字很刺眼，像是用血写上去的，又像一把红色的刀，横在纸的最下面。
刘成拿到表格的时候，手抖得更厉害了。他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把表格摊在膝盖上，看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有写。他的嘴唇在哆嗦，像是冬天里被人剥光了衣服。他的眼睛盯着那张纸，像是盯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这哪是调查表，”王德胜嘟囔了一句，把表格翻来覆去地看，像是要从里面找出什么秘密来，“这是要命的东西。比上刑还难受。”
“填不好，”张明远推了推眼镜，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可能就不只是退学那么简单了。陈明远就是例子。他的表格肯定没填好。”
宿舍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知道张明远说的是什么意思。陈明远“因故退学”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敢问。有人说他被关起来了，关在某个地下室里面，每天被人审问。有人说他被枪毙了，就在澧水河边，枪响的时候没有人听见。有人说他被送走了，送到了重庆，送到了军统的秘密监狱里，这辈子都不会再出来了。但没有人知道真相。真相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谁也看不见。
郑耀先坐在窗前，把表格铺在桌上。桌子是木头的，表面坑坑洼洼，被之前的学员刻了好多字。他用手抚了抚纸面，把它压平，然后拿起笔。毛笔是新的，笔尖还没有完全散开，他蘸了墨，在砚台边上刮了刮，把多余的墨刮掉。
他的履历是组织上精心准备的，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时间点都对得上。浙江绍兴人，二十三岁，警校毕业，在上海《大江报》做过半年记者。父亲是小学教员，教了二十年书，因肺病去世。母亲在家务农，种两亩水田，养几张蚕。家里有瓦房三间，薄田两亩，没有余粮，没有欠债。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政治问题，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没有在任何政治组织里待过。
他写得很慢，很仔细，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横平竖直。他不是在写字，他是在刻字，把每一个字都刻进纸里，刻进自己的记忆里。他知道，这张表格会被收上去，会被周教官看，会被政训处的人看，会被不知道什么人看。也许会被送到重庆，送到戴笠的办公桌上。每一个字都要经得起推敲，每一个笔画都要站得住脚。
写完之后，他检查了一遍。一个字都没有错，一个涂改都没有。他把表格折好，放在枕头底下，和那枚戒指放在一起。枕头底下还有一本《步兵操典》，一支铅笔，一个空烟盒。他把表格压在书下面，压得严严实实的。
刘成趴在床上写，写一行划掉一行，纸篓里已经揉了好几个纸团。他的字迹潦草，像是在跟谁赌气，又像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他写“家庭成分”的时候，停下来，想了半天，写了“贫农”，又划掉了，改成“中农”，又划掉了，最后写了“小商”。他的父亲在成都开了一间杂货铺，卖油盐酱醋，也卖针头线脑。他不知道这算“小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