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官姓孙，福建人，福州口音很重，说话的时候“是”说成“系”，“吃”说成“呷”。他四十出头，瘦小，戴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看人的时候喜欢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一下，眯着眼睛。据说他是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来的，在军统里算是洋派，穿西装打领带，和别的教官不一样。
他的课在每天下午两点，最热的时候。教室是临时搭的棚子，茅草顶，竹架梁，四面透风。太阳从西边晒进来，照在后背上，像贴着一块烧红的铁。学员们坐在长条凳上，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片。有人拿帽子扇风，被孙教官看见了，停下来，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系不系很热？”那人不敢动了。孙教官也不多说，继续讲课。
他讲课的时候喜欢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表。黑板是木板刷的黑漆，用了很久，有些地方已经泛白了。他画图表很慢，很仔细，每一条线都用尺子比着，每一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画完了就擦，擦完了再画，一节课下来，黑板要擦四五遍，粉笔灰落了一地，他的袖子上全是白的，头发上也沾了一层，像落了霜。
他讲的内容很实用，和那些空泛的理论课不一样。
“情报工作的本质，”他说，用粉笔在黑板上点了两个点，“系在正常中发现不正常。正常的东西，不需要注意。不正常的东西，才要注意。”
他画了一条直线，在中间打了一个叉。
“一个卖菜的老太太，每天买三两猪肉，突然有一天买了半斤——这不正常。你要问为什么。可能只系因为家里来了客人，也可能系别的原因。你们要学会问为什么。不问为什么的人，不适合干这行。”
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观察。
“观察不系用眼睛看。系用这里。”他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眼睛看到的东西，要经过脑子处理，才系有用的情报。光看不想，等于没看。”
他又写下两个字：分析。
“分析不系猜。系有依据的判断。你的每一个结论，都要有证据支持。没有证据的结论，系猜测，不系分析。猜测会害死人。”
郑耀先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听得很认真。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但不是照抄孙教官的话，而是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了一遍。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别人的话要变成自己的，才能记住。他旁边坐着刘成，刘成的笔记本上只写了几个字，后面全是画的小人，一个打另一个，旁边写着“打他”。
孙教官讲完理论，开始讲案例。
“我们来分析一封真实的信件。”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举起来给大家看。“这系我们从上海截获的。写信的人自称系商人，给家里的老婆写信。你们来看看，这封信有什么问题。”
他把信贴在黑板上，用磁铁压住四角。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内容也很普通：
“贤妻如晤：沪上生意尚可，棉纱价格略有波动，近日每包涨了两角。布匹销路尚好，上月售出三百匹，得款四千五百元。此间生活安好，勿念。夫某某字。”
学员们交头接耳，有人说“没什么问题”，有人说“就是一封家书”。刘成凑过来看了一眼，小声对郑耀先说：“这不就是普通的家书吗？我爹以前在外面做工，写的信比这个还啰嗦。”
孙教官推了推眼镜，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谁看出问题了？”
没有人举手。
孙教官的目光停在了郑耀先身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到了学员的花名册，上面有每个人的成绩和教官的评语。
“郑耀先，你说说。”
郑耀先站起来。他没有急着说话，沉默了几秒。教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这封信是假的。”他说。
教室里一阵骚动。刘成瞪大了眼睛，陈福生张着嘴，王德胜的眉毛拧成了一团。
“理由呢？”孙教官问，语气很平静，像是在确认什么。
“有三条。”郑耀先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第一，数字的写法有问题。棉纱价格每包涨了两角，但前后文的数字格式不一致。前面用的是汉字‘两角’，后面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三百匹’和‘四千五百元’。一个经常和数字打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