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典礼定在三月一号。
那天一早，天还没亮，哨声就在操场上响了。尖锐的哨音划破清晨的寂静，像一把刀劈开黑暗。郑耀先从床上坐起来，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得端端正正。他昨晚睡得很好，没有做梦，醒来的时候脑子里很干净，像被水洗过一样。
宿舍里其他人也在起床。有人在找鞋，有人在扣扣子，有人在打哈欠。刘成从上铺跳下来，脚踩在冰凉的地上，激灵了一下，骂了一句脏话。赵简之已经在穿袜子了，动作很快，像是练过的。宋孝安坐在床上，不紧不慢地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好，每一个扣子都扣得一丝不苟。
“快点快点！”门外有人喊，“八点集合，迟到要罚站！”
郑耀先穿好军装，把领口的扣子扣好。军装是新的，灰色的棉布，有点硬，领口磨着脖子，不太舒服。他把腰带扎紧，帽檐压平，对着窗玻璃看了一眼。窗玻璃很模糊，看不清自己的脸，只能看到一个灰色的轮廓。但他知道，镜子里的那个人，是郑耀先，浙江绍兴人，警校毕业，二十三岁。不是那个从上海雨夜里逃出来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已经死了，和他的老师一起，死在那间法租界的公寓里。
他把手伸进衣领，碰了碰脖子上的戒指。蓝宝石很凉。
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加上教官和行政人员，将近一千人。这些人站成方阵，按中队排列，整整齐齐。每个人的军装都是新的，灰色的，在晨光中泛着暗淡的光。帽檐压得一样高，腰带扎得一样紧，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郑耀先站在第八中队的队列里。他的位置在第三排，靠右。刘成站在他旁边，不停地东张西望，脖子伸得老长。赵简之站在他后面，一动不动，像一棵树。宋孝安站在另一排，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天渐渐亮了。东边的天空从灰白变成鱼肚白，又变成淡红色。太阳从远处的山后面升起来，光从操场东边的梧桐树缝隙里透过来，落在队列上，一格一格的，像棋盘。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晨风吹起来，猎猎作响。
八点整，鼓号齐鸣。
不是军乐队，是几个学员临时凑的。喇叭吹得不太齐，鼓点也时快时慢，但在空旷的操场上，声音还是很有气势。一千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主席台。
班主任戴笠从侧门走上主席台。
他穿着一身军装，少将军衔，领章上的金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军装很合身，剪裁考究，但颜色已经有些发旧，领口和袖口都有细微的磨损。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发蜡固定住，在晨光下像涂了一层釉。他的身后跟着副主任余乐醒、总教官谢力公、政训处处长汪祖华等人，一字排开，站在主席台两侧。
戴笠走到主席台中央，站定。他的目光从台下扫过，一千人的操场鸦雀无声。那目光不重，但很有力，像一把尺子，从左量到右，从右量到左。有人挺了挺胸，有人缩了缩脖子，有人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各位，”戴笠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带着浙江江山口音的官话，“你们是从几千人里选出来的。能站在这里，说明你们有本事。但本事不是最重要的。”
他停顿了一下。操场上更安静了，连风吹旗子的声音都听得见。
“最重要的是忠诚。”
这两个字咬得很重，像钉子一样钉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对党国的忠诚，对领袖的忠诚，对组织的忠诚。没有忠诚，本事越大，危害越大。你们记住，军统不要有本事没忠诚的人。这种人，本事越大，死得越快。”
他的声音在操场上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台下的学员们站得笔直，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郑耀先站在队列中间，面无表情。他的手指没有敲击裤缝，呼吸没有变化，心跳没有加速。他把自己藏在灰色的军装里，藏在九百九十九个人中间，藏在“郑耀先”这个名字后面。
“你们当中，也许有人会觉得，忠诚是嘴上说说的东西。我告诉你们，不是。忠诚是要用行动证明的。”戴笠的声音突然低了一些，像是在说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你们知道，共产党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多少人吗？不多。但每一个都很危险。”
他的目光又一次扫过队列。
“我得到一个情报，共产党在我们内部有一个代号，叫‘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