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到达临澧的时候，是二月的一个阴天。
从皖南祁门到湖南临澧，他们走了将近两个月。不是路远，是乱。日军打过来，国军退下去，难民涌上来，路被堵得死死的。火车不通，汽车没有，只能靠两条腿走。郑耀先和刘成跟着队伍，穿过江西，翻过九岭山，经长沙，终于到了常德。
常德城比他们路上经过的任何地方都大，城墙很高，城门有卫兵把守，进出要查证件。城里人多，兵多，做生意的多，茶馆酒楼人声鼎沸，和外面的兵荒马乱像是两个世界。他们在这里休整了两天，领了新军装，补给了干粮，又继续往北走。
临澧在常德北面，澧水从县城边上流过，两岸是平缓的丘陵。县城不大，一条主街，几排青瓦房，街上铺着青石板，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光滑发亮。最显眼的建筑是城西的县立中学和城东的奎星楼。奎星楼是座老建筑，飞檐翘角，在阴天的光线下泛着暗灰色的光，楼顶的瓦片缺了几块，露出里面的木梁。
郑耀先站在澧水河边，看着对岸的县城。河水浑浊，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翻滚着往下游流去。河面上有几条小渔船，船夫戴着斗笠，慢悠悠地摇着橹。岸边有人在洗衣服，木棒槌一下一下地砸在石板上，“咚、咚、咚”，很有节奏。
他想起延安的延河。延河也是黄的，也是浑浊的，但延安的河是活的，是有声音的。澧水也是活的，但澧水的声音不一样。延河在唱歌，澧水在叹气。
“走吧，到了。”刘成站在他旁边，肩上扛着行李，气喘吁吁。他的鞋又磨破了一双，脚上裹着布条，布条上全是泥。他的脸比两个月前瘦了一圈，下巴尖了，颧骨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很亮。
“到了。”郑耀先说。
军统的“临澧特别训练班”设在县立中学里。
中学在县城西边，占地不小。主楼是一栋两层的青砖楼房，门窗漆成绿色，走廊上有木栏杆。楼前面是一个操场，操场上立着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青天白日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操场边上种着几棵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
学校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大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卫兵穿着灰色军装，戴着钢盔，枪口朝下，目光警惕。大门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几个字，白底黑字，很醒目。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写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
附近的居民被通知不得靠近。有好奇的孩子趴在墙头张望，被卫兵赶走，一溜烟跑了。有几个老太太蹲在远处的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睛看这边，嘴里不知道在说什么。
郑耀先和刘成走到门口，递上介绍信。卫兵看了半天，又看了看他们的脸，然后放行了。
里面正在整修。工人们在操场上挖坑，准备埋木桩。有人在搬桌椅，有人在刷油漆，有人在搭棚子。大礼堂是临时搭起来的，用茅草做顶，竹架做梁，能坐一千多人。大礼堂后面正在修一条堤坝，听说是副主任余乐醒的主意，用戴笠的别号“雨农”命名为“雨农堤”。堤坝还没修好，只砌了一半的石头，另一半还是泥土。
郑耀先被分在第三大队，第八中队。
报到处的桌子摆在教学楼一楼的大厅里。桌上摊着一摞表格，旁边放着一支毛笔和一个墨盒。负责报到的是一个姓孙的教官，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他看了郑耀先的介绍信，在花名册上找了半天，然后用毛笔在表格上写了几行字。
“郑耀先，浙江绍兴，二十三岁，警校毕业。”他念了一遍，抬起头，“你的年龄？”
“二十三。”郑耀先说。实际上他三十了，但组织上给他做的假履历上写的是二十三。二十三岁，警校毕业，在上海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因战乱流落到湖南。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时间点都对得上。
孙教官点了点头，在表格上又加了一笔：“第八中队，三班。宿舍在教学楼后面的平房，第三间。”
宿舍是原来的教室改的。二十张上下铺铁床，排成两排，中间留一条过道。被褥是统一的灰色，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墙上贴着“忠党爱国”的标语，红纸黑字。窗台上放着几个搪瓷缸子和脸盆，码得整整齐齐。地上扫得很干净，没有一丝灰尘。
郑耀先的铺位在靠窗的下铺。他选这个位置不是因为风景好，而是因为靠窗能听到外面的动静——脚步声、口令声、远处的火车声——这是他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