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到达上海的时候，战局已经急转直下。
他是从延安出发的。走的那天，老陈站在窑洞门口送他，没有说太多话，只是握了握他的手。老陈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子，是几十年握笔、翻档案磨出来的。他的手很有力，握了很久才松开。
“线在手里。”老陈说。
郑耀先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没有回头。他怕回头就走不了了——不是不想走，是怕自己会舍不得。
从延安到上海，他走了一个多月。火车、汽车、马车、徒步，能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他的鞋磨破了两双，脚上的泡好了又起，起了又好。他学会了在火车上睡觉，在汽车站里等车，在荒野里辨别方向。他学会了怎么应付国民党的检查站，怎么在人群里隐藏自己，怎么在陌生人面前编一个可信的故事。
他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面，从来没有取下来过。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要摸一摸，确认它还在。戒指贴着胸口，凉得他清醒。
到达上海的时候，是九月。淞沪会战已经打了两个月，日本人的炮弹像不要钱一样往城里砸，闸北和虹口已经炸成一片废墟。租界里倒是安静，法国人和英国人还保持着中立，但街上到处是从战区逃来的难民，拖家带口，神色惶惶。有人扛着包袱，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推着板车，车上堆着全部家当。小孩在哭，女人在哭，但男人不哭，只是沉默地走，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混着江水腥气，让人喉咙发紧。远处的炮声一阵接一阵，像打雷，又像有人在敲一面巨大的鼓。
郑耀先找到组织上安排的联系人，拿到了新的身份和介绍信。他的新身份是一个流亡学生，从浙江绍兴来，在上海读过书，因战乱失学，想找一条出路。介绍信是写给“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的——这是军统在抗战爆发后最早开办的训练班之一，戴笠与杜月笙合作，收容了大批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热血青年和学生。
“青浦班”的班址在青浦县西溪小学。郑耀先从上海出发，坐船到青浦，再走了十几里路，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
西溪小学不大，几排平房，一个操场，四面围着竹篱笆。操场边上立着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青天白日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旗杆下面有一块石碑，刻着“青浦县立西溪小学”几个字，石碑旁边长着一丛野草，已经枯了。教室里的桌椅被搬走了，课桌拼在一起当床，铺上稻草就算褥子。窗玻璃碎了好几块，用报纸糊着，风一吹就“哗哗”响，像有人在鼓掌。
郑耀先报到那天，接待他的是一个精瘦的教官，姓王，操一口湖南话，声音又尖又硬，像铁皮刮过地面。他坐在一张课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本花名册，旁边放着一支钢笔。他的目光锐利得像刀子，从郑耀先身上刮过去，又刮回来。
“叫什么？”
“郑耀先。”
“哪里人？”
“浙江绍兴。”
“读过书吗？”
“警校。”
王教官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那目光从头顶看到脚底，又从脚底看到头顶，像在估一件东西的价钱。他的手指在花名册上敲了两下，然后在上面划了一个勾。
“第三队，甲班。去吧。宿舍在西边那排平房，最里面那间。”
郑耀先拎着行李往宿舍走。行李很简单，一个布包，几件换洗衣服，一本《步兵操典》，一个搪瓷缸子。他的军装还没有发，穿的还是自己的灰色中山装，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依然熨得笔挺。
宿舍是原来的教室改的。二十张上下铺铁床，排成两排，中间留一条过道。被褥是统一的灰色，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墙上贴着“忠党爱国”的标语，红纸黑字，已经有些褪色。窗台上放着几个搪瓷缸子和脸盆，码得整整齐齐。地上扫得很干净，没有一丝灰尘。
郑耀先的铺位在靠窗的下铺。他选这个位置不是因为风景好，而是因为靠窗能听到外面的动静——脚步声、汽车声、远处的炮声——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从警校时就养成的。他把行李放在床上，把被子重新叠了一遍，把床单拉平，把枕头放正。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需要精密计算的事。
“哎，新来的？”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郑耀先转过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