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从上海雨夜中逃出来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延安的土地上。
半个月前，他还是第二代“风筝”的学生，一个没有名字的年轻人。组织上给他的文件里只有一个代号——“联络员”。没有名字，没有来历，没有过去。像一张白纸，等着被写上新的字。
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陆文昌在路上告诉他的。
从上海到延安，他们走了半个月。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检查站，他们绕了很多路。坐火车，换汽车，坐马车，爬山，过河。有时候一天走几十里路，有时候在一个小旅馆里躲上好几天。陆文昌在路上教了他很多东西——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特务，怎么在人群中隐藏自己，怎么从一封信里读出隐藏的信息。
“到了延安，你要有一个新的名字。”陆文昌说。那是在一个小旅馆里，窗外是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瓦片上。
“叫什么？”
“郑耀先。”
年轻人把这个名字在心里念了一遍。郑耀先。三个字，很普通，很平常，像千千万万个中国名字一样。但从此以后，这就是他的名字了。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没有为什么。”陆文昌说，“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像‘风筝’一样。重要的是你用它做什么，不是它叫什么。”
郑耀先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他把过去的一切都留在那个雨夜了——他的老师，他的同学，他的旧生活，他以前用过的那个名字。从今以后，他是郑耀先。一个从浙江绍兴来的年轻人，警校毕业，在上海做过记者，因战乱流落到湖南。
郑耀先第一次看到延安的时候，是黄昏。
他从没想过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他是浙江绍兴人，从小看惯了水乡的婉约——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烟雨蒙蒙，三月的桃花雨打在青石板路上，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诗。绍兴的春天是湿的，空气里永远有一股水汽，混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连呼吸都是甜的。
延安不一样。
夕阳把宝塔山染成了暗红色，不是那种温柔的粉红，是铁锈的红，是干涸的血的红。延河水在沟壑间闪着光，像一条金色的带子，但河水浑浊，裹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翻滚着往下游流去。窑洞一层一层地叠在山坡上，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在晚风中散开，变成一缕一缕的青灰色，和天边的云搅在一起。远处有人在唱信天游，声音高亢，在山谷里回荡，像一个男人站在山顶上对着整个天空喊。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悲伤，也不是欢喜，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东西，像是这片土地本身在呼吸。
这里的一切都是粗粝的、干燥的、赤裸裸的。黄土、石头、风沙，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沙土的气息，呛得人喉咙发干。阳光是直的、硬的，像一把刀劈下来，不留任何余地。空气里没有水汽，皮肤干得发紧，嘴唇一舔就是一道口子。
但正是这种粗粝，让他觉得真实。像一把没有鞘的刀，直接，锋利，没有任何伪装。
他在想，第一代“风筝”有没有来过这里？那个没有人知道名字的人，那个在上海的雨夜里把戒指塞给学生的人，他见过延安吗？他见过这样的黄昏吗？也许没有。第一代“风筝”在上海牺牲的时候，延安还不是延安，红军还在井冈山，这片黄土高原上只有放羊的老汉和漫山遍野的枣树。
但戒指传到了这里。线牵到了这里。
郑耀先站在窑洞门口，把行李放在地上。行李很少，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步兵操典》。他的鞋磨破了一双，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有的已经破了，和袜子粘在一起，脱下来的时候疼得他直吸气。
他把手伸进衣领，摸了摸那枚戒指。戒指还在，贴着胸口，凉得他清醒。半个月了，他从上海逃出来，一路辗转，坐火车、汽车、马车，走了三天的山路。他躲过了国民党的检查站，躲过了日本人的巡逻队，躲过了土匪的拦截。他把戒指藏在衣服里面，用一根细链子挂着，从来没有取下来过。
“就是这里了。”陆文昌站在他旁边，指着山坡上的一排窑洞，“你先住下。明天我们去见老陈。”
那天晚上，郑耀先躺在窑洞的土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延河的水在流淌，声音很轻，像有人在远处说话，像有人在唱歌。他把戒指握在手心里，感觉到金属的凉意和宝石的棱角。
他想起他的老师。那个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的人，那个笑着说“不断线”的人。他想起那个雨夜，想起枪声，想起从三楼跳下去的那一刻。他的后背还有伤，结了一层薄薄的痂，翻身的时候会扯着疼。但他不敢翻身，怕吵醒旁边的人。
窑洞里还有别人。几个从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和他一样，辗转来到延安。他们有的比他大，有的比他小，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他们的口音五花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