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凡把试验放在石景山的老车间里。那里有一台日本人留下的旧电铸槽，整流器是苏联援建的，控温精度不够，他让老吴师傅用热处理车间的比色卡原理给电解液做了个简易恒温槽——槽壁夹层里通循环水，水温靠眼睛看。老吴在槽壁上贴了一排比色纸，从暗红到亮黄，每一格对应一度温差。
苏晚晴来看过几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她站在电铸槽旁边，看着老吴贴在槽壁上的那排比色纸，看了很久。比色纸是用普通白纸染的，染料的浓度靠手感，晾干之后贴在槽壁上，最下面一格是暗红——四十度，最上面一格是暗橙——四十二度。中间每一格都是老吴用眼睛对着标准温度计一笔一笔描出来的。她说，这和她在船上凭记忆复算数据的时候用的法子一样——那时候没有计算尺，就用铅笔在墙上画，画错了就擦，擦不掉就用袖子蹭。后来蹭不掉了，就在旧痕迹上画新的。最后墙上叠了好几层数字，深的浅的，新的旧的，但每一层都是对的。
她站在电铸槽前，看着老吴把那排比色纸从槽壁上撕下来，换了新的。老吴说，纸在潮气里待久了会褪色，褪了就不准，得换。她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在电铸工艺那一页旁边写了一行字：温度控制精度正负零点五度，方法——比色纸，原理与人眼辨色阈值匹配。
老吴看了看她写的字，又看了看叶凡。叶凡说，她是搞核物理的，扩散膜的参数就是她算的。老吴“嗯”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着“灰蓝三百度”的纸——纸已经揉得起了毛边，折痕处快要磨穿了——他展开给苏晚晴看。纸上写着叶凡的字：灰蓝，三百度，出油滴水十个数。下面是他自己画的圆圈，圆圈旁边是一道歪歪扭扭的指甲刻痕。老吴说，这是淬火的温度，跟你在纸上写的不是一个东西，但道理一样——眼睛看出来的数字，和纸上算出来的数字，都是数字。她把那张纸接过去仔细看了，然后还给老吴，说，对，都是数字。
第一批试验扩散膜做出来，孔径均匀性正负百分之八。老吴蹲在电铸槽旁边，用手电筒照着膜片表面，眯起眼睛看了很久。膜片在灯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泽，表面有一层极细的网纹——那是镍离子在阴极上沉积时留下的痕迹。他说，这层网纹不对，电解液的温度在槽里不均匀，槽底的温度比槽面的温度高了将近一度。他在槽壁上找了找，指着其中一格比色纸：这张纸贴的位置太靠上了，水面以下十公分的地方，温度比水面高一度，纸没贴对地方。
重新贴了比色纸之后，第二批试验扩散膜的孔径均匀性达到了正负百分之五。第三批，正负百分之三点五。第四批，正负百分之二点八。老吴把第四批试验膜片举到手电筒下，眯着眼睛看了很久。网纹均匀了，从中心到边缘，每一寸的纹路都一样细密。他把膜片放下，说，这批成了。
叶凡把第四批试验扩散膜的检测报告送到苏晚晴办公室的时候，她正在和钱三强讨论铀浓缩级联方案。她接过报告，翻到孔径均匀性那一页，看了很久。正负百分之二点八，超过了苏联专家原来给定的参数，也超过了她从美国带回来的理论最优值——理论最优是正负百分之三。她抬头看着叶凡，说，你们在石景山那个旧车间里做出来的膜片，比我用计算尺算出来的最优值还好。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叶凡说，不是我做到的，是老吴师傅的眼睛。他在槽壁上贴了一排比色纸，从暗红到暗橙，每一格对应零点五度。电解液温度的变化，仪器测不出来，他的眼睛看得出来。比色纸褪了色他就换新的，位置贴偏了他就挪一挪，槽底的温度比水面高了一度，也是他发现的。他看了几万次，看出来的。
苏晚晴把报告放在桌上，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北京春天的天空，研究所院子里的槐树抽了新芽。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说，我要去石景山，当面谢谢老吴师傅。
那天下午，苏晚晴在石景山的老车间里站了很久。电铸槽还在运转，整流器的嗡嗡声充满了整个车间，电解液在循环水管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老吴蹲在槽边，手里捏着一张新换的比色纸，眯着眼睛看槽壁上的颜色。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口。
老吴问，你是那个算数字的？苏晚晴说，我是。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满扩散膜参数的草稿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和曲线。她说，吴师傅，这些数字是我用计算尺一格一格推出来的。理论上，扩散膜的孔径均匀性最多只能做到正负百分之三，你们做到了百分之二点八。这零点二个百分点的差距，是我的计算尺算不出来的。是您的眼睛，把它补上了。
老吴接过那张纸，看了看上面的数字，又看了看苏晚晴。他把纸还给苏晚晴，说，我不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