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站台上很安静。几个挑着担子的农民蹲在墙角等车，扁担上挂着装满红薯的麻袋。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炉子里的炭火烧得正旺。阳光从候车大厅的玻璃顶棚上透下来，照在磨得光滑的石板地上。他走出车站，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往城西走。
保定城的变化不算大。灰砖灰瓦的平房，土路被牛车和独轮车碾得坑坑洼洼，墙上刷着白灰标语——“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但街上的人变了——没有人再蹲在墙根下，木然地望着过往的行人。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赶路，后座上驮着一麻袋玉米。有人在门口晒棉被，用竹竿拍得砰砰响。几个孩子蹲在胡同口弹玻璃珠，手背冻得通红，但脸上全是笑。
县农业局在城西一座旧祠堂里。祠堂的门楣上还留着前清的匾额，“劝课农桑”四个字被风雨磨得只剩轮廓，下面挂着一块新漆的木牌——“保定县农业局”。叶凡走进去，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农具和瓶瓶罐罐，一个穿蓝布中山装的中年人正蹲在台阶上，对着阳光看一只玻璃瓶里的种子。他的头发比五年前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那双眼睛没变——专注，沉稳，像被太阳晒透了的泥土。
“马站长。”叶凡叫了一声。
马德胜抬起头，眯起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忽然站起来，玻璃瓶差点从手里滑出去。他一把抓住瓶子放在台阶上，大步走过来，两只粗糙的手紧紧握住叶凡的肩膀，摇了又摇。“叶同志！你怎么来了？瘦了，高了——”他退后一步，把叶凡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在朝鲜吃苦了，眼睛不一样了。以前的眼晴是亮的，现在是沉的。沉了好，沉了稳当。”
叶凡被他摇得肩膀发酸，想起五年前也是这个姿势——马德胜在站台上挤过人群，一把攥住他的手，说“可把你盼来了”。那时候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现在还是。五年来他握过苏联专家的手，握过部长的手，握过将军的手，但马德胜的手最粗、最硬、最实在，握上去像握住一截被太阳晒透了的树根。
马德胜把他拉进办公室。办公室不大，墙上挂着一幅保定地区粮食生产形势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满了各种符号——红圈是示范田，蓝圈是推广区，黑叉是曾经的灾荒点。叶凡认出了这张图——五年前，刘部长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一张一模一样的图。那时候图上全是黑叉，红圈少得可怜。现在红圈密密麻麻，像春天开满山坡的野花。
马德胜给他倒了杯水，坐下来，两只手在膝盖上来回搓着，像一个急着汇报工作的小学生。“保定的粮食产量，今年比一九四九年翻了一番还多。你搞的那个粮仓通风道，现在全县都在用。不是照搬，是改良过的——老王在通风道上面加了一个可调节的风门，夏天开大，冬天关小，粮食损耗又降了两成。”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图纸，边缘已经磨起了毛，折痕处用胶布贴着。图纸上画着粮仓通风道的改良方案，铅笔线条歪歪扭扭，标注的字迹一笔一划，是老王亲手画的。图纸右下角贴着一小片已经干透的谷壳，用胶布封着，旁边写着：“1952年，老王改良通风道风门，谷壳取自改造后的第一仓粮食。”
叶凡把图纸接过来。那张图他五年前画过，在推广站的煤油灯下，用五叔的钢笔一笔一划画出来的。那时候老王蹲在旁边，用独臂举着图纸看了半天，说“妙啊”。现在这张图被改良过了，风门的角度、大小、开合方式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图纸上那些线条还是歪歪扭扭的——老王没文化，不会用尺子，但他画出来的图比任何一张标准图纸都实在，因为每一根线条都是他亲手试过、改过、验证过的。
“老王呢？”
马德胜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一件旧棉袄披上。“老王退休了，但闲不住。每天还去粮库转一圈，看看通风道有没有堵，风门有没有锈。他说，这通风道是叶同志教的，不能让它坏了——坏了就对不起叶同志，对不起当年那些饿肚子的人。”他推开门，领叶凡往粮库的方向走。
粮库还是老样子。灰砖围墙，大门紧锁，门口那棵槐树的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天空。但围墙根下的排水沟重新修过了，沟底铺了碎石子，沟壁上刷了石灰水，干干净净的。库房外墙的墙根处开着马德胜说的可调节风门——木框上钉着铁皮叶片，叶片背后有一个简易的手柄和刻度盘，用铁丝连接着，一拉就能调节开合角度。做工粗糙，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