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安阳站下了车。站台上没什么人，一个卖烤红薯的老汉蹲在墙角打盹，炉子里的炭火已经半熄了。秋风吹过来，卷起站台上的碎煤渣，打在脸上微微发疼。他走出车站，沿着南关大街往南走。过了护城河桥，果然看见一棵歪脖子枣树——树干被什么东西撞过，从齐腰高的地方斜着长出去，树冠却郁郁葱葱，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他往左拐，第三个门，虚掩着。门楣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刘志刚”三个字，字迹歪斜，像刚学写字的孩子写的。
他推开门。院子里不大，青砖铺地，靠墙种着一棵枣树，和巷口那棵歪脖子枣树差不多粗。树下放着一把旧藤椅，藤条断了几根，用麻绳重新编过。老刘坐在藤椅上，那条空裤管搭在椅子扶手上，手里握着一把木工刨，正在刨一根枣木棍。刨花从他手掌下翻卷出来，细细的、薄薄的，落在地上堆成一堆。他听见门响，抬起头，把刨子放在膝盖上。
“叶家小子。”他咧开嘴笑了，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和长津湖的矿洞里、清川江的兵站里、野战医院的走廊里一模一样。
叶凡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老刘把手里那根枣木棍举起来，眯起眼睛，对着光看了看刨过的表面。枣木纹理细腻，刨子走过的地方光滑得像绸子，在阳光下泛着淡红色的光泽。“柺杖。”他用手掌在刨光的木棍表面来回摩挲，感受着木质纹理下的细微起伏，“那条旧的在朝鲜跟了我三年，从长津湖拄到清川江，从清川江拄到停战。握柄的地方磨细了一圈，杖尖磨短了一截。停战后我拄着它上火车，到安东又拄着它下火车。在安东站台上，我闺女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她没见过我，只看过照片，但她认得这根拐杖。”
他把那根旧拐杖从藤椅旁边拿起来。竹竿做的，握手的地方用旧布缠着，布面被汗渍浸成了暗黄色，磨出了好几个破洞。杖尖的铁箍已经磨穿了，露出里面被磨得参差不齐的竹茬。他握着旧拐杖，手指在握柄上那些磨痕上轻轻抚过。“这根拐杖，跟了我三年。从长津湖的冻土，到清川江的雪地，到停战那天傍晚的山坡。每一步都拄着它。我不是天生的瘸子。在四平，美国人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腿，我在雪地里爬了两里地才被抬下去。那是我的腿。没了就没了，我不怨。但我想让我闺女知道，她爹的腿是怎么没的。不是天生的，是在战场上丢的。这根拐杖就是证明。”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风从枣树间穿过，吹落几片枯叶，在砖地上打着旋。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从屋里跑出来，扎着两条小辫，手里端着一只搪瓷茶缸。她把茶缸放在叶凡手边，叫了一声“叶叔叔”，然后又跑回屋里去了。那是刘小燕，当年安东站台上抱着老刘腿哭的那个小女孩，现在比老刘的拐杖高了。
老刘看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屋门里。“她上学了。成绩不错，老师说她算数好。我让她好好学，别像你爹，就会修枪。她说好。”他把新拐杖举起来，对着光又看了看。“这根拐杖是为自己做的。枣木是我们安阳的枣木，我家院子里这棵枣树，是我爹种的。我当兵走的那年它才碗口粗，现在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了。用它的树枝做根拐杖，拄着踏实。”他把新拐杖放在地上，撑住那条残腿站起来，试了试，又调整了一下握柄的角度。“旧的收起来，将来给小燕。让她知道，她爹拄着它走了多远的路。”
叶凡从石凳上站起来，走到那棵枣树旁边。树干粗壮，树皮龟裂成一道一道的深沟，枝头挂满了红透的枣子，有些已经干缩了，还挂在枝头，被风吹得轻轻摇晃。他伸出手，摘了一颗。枣子在掌心里小小一颗，表皮皱巴巴的，在阳光下泛着暗暗的红色，像一小团凝固的血。
“刘大哥，在朝鲜你救过我的命。火车上，特务把定时燃烧装置塞在车厢连接处，是你帮我按住了他，不然那列火车就炸在半路上了。那时候你的腿还没断，你用两只手按住特务，我用脚把燃烧装置踢出车外。你跟我说，叶家小子，你记住，活着的人要对得起死去的人。”
老刘拄着新拐杖走到枣树旁边，和叶凡并肩站着。秋风从他们之间穿过，老刘的空裤管被风吹得轻轻晃动。他把旧拐杖拿起来，握在手里，杖尖的铁箍在砖地上点了点，发出笃笃的闷响。“我记得。火车上我跟你说，打完小日本打老蒋，打完老蒋还得抓特务，这天下什么时候太平。后来在朝鲜，我又说，太平了又怎么样，腿没了，拐杖就是我的腿。”
他把旧拐杖翻过来，用手指着杖身上一道浅浅的凹痕——是被弹片削过的痕迹，从杖身中间斜着划过，差点把拐杖劈成两半。他用麻线把裂口缠住了，麻线浸过桐油，硬邦邦的，把裂口箍得紧紧的。“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