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小时，一辆墨绿色的吉尔卡车停在邮电所门口。崔大勇从驾驶室跳下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截被风吹得粗糙的小臂。他瘦了，脸上的棱角比在朝鲜时更分明，但那双眼睛没变——亮，活泛，像永远在盘算着下一个弯怎么拐。他嘴角叼着一根草秆，和朝鲜时一模一样。只是草秆不是朝鲜的野草，是东北的高粱秆。
他把叶凡拉上副驾驶，发动引擎。吉尔卡车的发动机声音比道奇柔和得多，但崔大勇开车的风格没变——换挡快，油门踩得深，过弯的时候肩膀跟着车身一起偏。挡风玻璃前面挂着两样东西：后视镜上那枚被握得变了形的爆破筒拉环还在，和三年前一样，随着车身的颠簸轻轻晃动着；旁边多了一个用子弹壳做的风铃，几十枚弹壳用漆包线穿起来，车一开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孙德胜的拉环，你还挂着。”叶凡说。
“挂着。他攥过的，有他的命在上面。”崔大勇把草秆从嘴角左边换到右边，“我每次出长途，看一眼拉环，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不是在这儿开车，是替那些没能回来的人开车。替孙德胜，替大刚大勇，替冰雕连的弟兄们。我这辈子，车是开定了。替他们开，替他们看路。”
他把方向盘一转，卡车拐进了一条土路。路两边是收割后的高粱地，秸秆垛得像一座座小房子。车队驻地就在前面不远，几排红砖平房围着一个大院子，院子里停了七八辆卡车，有苏联的吉尔，有缴获的美式道奇，还有两辆国产的解放牌——那是长春一汽今年刚下线的第一批车，车头上“解放”两个字还是新的，红漆鲜亮。几个司机蹲在院子里擦车，听见引擎声抬起头来，看见崔大勇，叫了一声“队长”。
崔大勇把车停好，跳下去，拍了拍那辆解放的引擎盖。“这两辆解放，是一汽今年刚出的。我抢了第一批，亲自从长春开回来的。”他打开引擎盖，指着发动机上一个小小的零件——一个拉壳钩形状的卡扣，表面泛着银灰色的光泽。“这个零件，是郭长河的徒弟小郭做的。我在一汽装车的时候看见了，一眼就认出来了。郭长河教的手艺，他儿子接着干。咱们在朝鲜修的枪，现在变成了汽车零件。修枪和造车，是不是一回事——都是让铁能动起来。”
叶凡伸手摸了摸那个卡扣。金属表面光滑，边缘整齐，和郭长河在长津湖坑道里锉出来的拉壳钩一模一样。从拉壳钩到汽车卡扣，从修枪到造车，铁还是那块铁，只是动的方向变了——以前是让子弹飞出去，现在是让车轮转起来。
崔大勇领着叶凡走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中国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线路——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最远的一条线一直延伸到新疆。地图旁边贴着一张被折叠过无数次的路况手绘图，画的是朝鲜战场上的运输路线，弯弯曲曲的线条旁边标注着“云山”“长津湖”“清川江”，字迹潦草而有力。地图下面是一张旧桌子，桌上放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笔记本，封面写着“出车记录”。
叶凡翻开笔记本。第一页记载的是这支车队的第一次长途任务——一九五四年一月，三辆车从沈阳运送发电机到兰州，全程两千四百公里，走了六天五夜。途中在陕西境内遭遇暴雪，一辆车的油管冻裂了，崔大勇用战场上配防冻液的法子——酒精和甘油调在一起，灌进油管，应急撑到了下一个兵站。他在备注栏里写道：“防冻液配方，叶工在长津湖教的。零下四十度都能用，这里才零下二十度，管够。”
“你把这个配方也用上了。”叶凡说。
“用上了。不光我用，我这车队所有司机都会配。我跟他们说，这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在朝鲜的战友叶工教的。你们用了这个配方，就想想长津湖——零下四十度，我们的枪栓都拉不开了，叶工用子弹壳当量杯，一罐一罐配出来，救了不知道多少支枪。现在咱们开车跑长途，冻了油管就配这个，一罐下去就好。”崔大勇把笔记本往后翻，翻到某一页。那一页上贴着一小片风干的高粱秆皮，薄得像纸，旁边写着一行字：“1954年10月，哈尔滨。车队连续安全行驶三万公里，无事故。”
他把笔记本合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敲。“在朝鲜，车坏了就是丢命。现在车坏了是丢钱。丢钱总比丢命好，但我还是不想丢。我的车队，事故率是全公司最低的。知道为什么吗？”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些擦车的司机。“因为我招的司机，全是退伍兵。在朝鲜开过车的优先，挨过炸的更要。挨过炸的人知道，车不是车，是命。你开得稳，车上的东西就完整送到。你开得毛，车翻了，人没了，东西也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