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堂妹挤在西厢房里，叶琳看书，叶瑶整理实验笔记，叶琪背俄语单词，叶瑾画解剖图，叶珊擦拭矿石标本。叶璇像个小尾巴一样在她们中间钻来钻去，一会儿摸摸叶瑶的玻璃瓶，一会儿凑过去看叶瑾画的图，一会儿又蹲在叶珊旁边，把矿石一块一块拿起来对着光看。
“姐，这块是什么？”
“斑铜矿。”
“这块呢？”
“黄铁矿。也叫愚人金，长得像金子，其实不是。”
叶璇把那块黄铁矿举到眼前，看了很久。“长得像金子，为什么不是金子？”
“因为它是铁和硫变的，不是金子变的。”
叶璇把矿石放回去，想了一会儿。“那它也挺好看的。不是金子也没关系。”
年三十那天，周灵和周敏到了。
周灵是小姑叶婉君的女儿，十五岁，梳着两条光溜溜的辫子，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列宁装，领口别着一枚和平鸽胸针——和小姑那枚一模一样。她进门就叫了一圈人，声音清脆，落落大方，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本法语原版的《小王子》，坐在老槐树底下翻起来。
周敏跟在后面，十四岁，瘦瘦小小的，像一根豆芽菜。她是四叔叶卫民的女儿，在中财委经济研究所当小助手。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小段手腕。手里拎着一只旧帆布包，包上印着“中财委经济研究所”几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了。
她进门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她。五个堂妹围着周灵看那本法文书，叶璇凑过去摸书页上的插图。周敏在角落里坐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文件，放在膝盖上，一页一页翻看。
叶凡在她旁边坐下来。“过年还看文件？”
周敏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很厚，把她一双眼睛放得大大的。她把文件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一行数字。“表哥，你看这个。这是河北保定地区1949年到1953年的粮食产量统计。”
叶凡接过文件。上面密密麻麻列着数字，每亩产量、总产量、增长率，按年度、按县、按作物品种分列。数字很枯燥，但每一行后面都有周敏用铅笔标注的疑问——有的数字被圈起来，旁边画着问号；有的数字被划掉，旁边写着修正值；有的整行被标红，打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这些数字，有问题？”
“有。”周敏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她手绘的折线图。图上三条线——保定地区上报的粮食产量、她通过抽样调查推算的实际产量、两者之间的差值。差值那条线，从1950年开始逐年扩大，到1953年，上报产量比实际产量高出了将近三成。“我从去年开始跟这个项目。走了保定六个县，每个县抽五个村，每个村抽十户。一户一户问，一块地一块地看。问出来的数字，和上报的数字对不上。”
叶凡想起自己在保定搞粮食仓储的时候，马德胜、老王他们报上来的数字。那些数字是他亲眼看着统计的，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偏差。但周敏说的不是仓储环节，是生产环节——从农民的地里到县里的报表，中间隔着层层上报，每一层都可能被“修饰”。
“偏差出在哪一环节？”
“村干部报给乡里的时候。”周敏把文件翻回中间某一页，指着上面一行数字。“这个村，我蹲了五天。村干部老张，是个好人，但他报产量的时候，习惯把地头地角、开荒地、新垦地都算进去。我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粮，他说了一个数。我让他带我去地里看，看了三块地，估出来的产量比他报的低了将近两成。他不是故意虚报，他是真的不知道——多少年的习惯，上面要数字，他就估一个报上去。估着估着，就估高了。”
她把文件合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敲，和周总理一样的习惯。“不只是保定。我在河北其他几个地区也抽了样，偏差差不多。如果全省都是这个偏差率，那全省的粮食产量就被高估了将近三成。”
三成。叶凡心里默算了一下。如果全国的粮食产量都被高估三成，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建立在虚假的数字上，意味着农民交完公粮之后剩下的口粮可能根本不够吃，意味着某些地方可能出现饿肚子的情况，而上面却不知道。
“你把这个发现报告上去了？”
“报告了。”周敏从帆布包里又掏出一份文件，封面上印着“中财委经济研究所调查报告”几个字，下面是一行小字：“农村粮食产量统计偏差问题研究——周敏”。她翻开第一页，是周总理的批示。毛笔写的，字迹清瘦而有力：“此报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统计是国家的眼睛。眼睛不准，路就走不对。建议将此报告印发全国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