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凡离开沈阳前，去了一趟铁西区的邮电局，给苏敏发了封电报：“流量计改装方案已阅，可行。回京面谈。”电报员把电文译成数字，哒哒哒地敲出去。从邮电局的窗户望出去，铁西区的烟囱在秋末的天空下冒着烟，灰白色的烟柱直直地升上去，和云混在一起。
火车过了山海关，窗外的田野从黑土变成了褐土，高粱地变成了麦田。麦苗刚冒头，细细的、绿绿的，在秋风里轻轻摇晃。叶凡靠着车窗，把那块灰蓝色的钢渣从口袋里掏出来。钢渣在窗外的光里泛着暗暗的蓝，像冬天炉灰最上面那一层。老吴说，三百度，灰蓝。他把钢渣放回口袋，和郭长河的锉刀、小孙那截断指放在一起。这三样东西，一个是郭长河握了三年的锉刀，刀刃上留着他的手痕；一个是孙家骧碾掉的手指，磨成粉掺进钢水里变成了击针；一个是老吴从炉灰里扒拉出来的钢渣，灰蓝色，三百度。它们都是手用了的东西，都是人留在钢铁上的痕迹。
北京站到了。站台上人来人往，叶凡拎着行李袋走出车厢，在出口处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父亲叶建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一份卷成筒的报纸，正站在接站的人群最前面。他没有招手，只是站在那里，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叶凡身上。
叶凡走过去。“爸，您怎么来了？”
“正好来这边办事，顺路。”父亲转身往站外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把叶凡手里的行李袋接过去，拎在手里掂了掂。“重了。又装了什么？”
“一块钢渣，一把锉刀。”
父亲没有再问。两人沿着站前街往南走，路过一家羊肉泡馍馆，父亲停下来。“吃饭了没有？”
“火车上吃了。”
“那是火车上的。走。”他推门进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两碗泡馍。馍端上来，他用手掰，掰得很慢，很碎，每一块都差不多大小。叶凡也掰。父子俩面对面坐着，谁都没有说话，只有掰馍的声音——细细的，碎碎的，像车间里锉刀锉过金属的声音。
父亲把掰好的馍推到叶凡面前，把自己那碗拉过来继续掰。“沈阳那边，怎么样？”
“精密铸造的叶片废品率降到了百分之十五。炮钢热处理，分级淬火工艺定型了，五批炮管全部合格。”
父亲掰馍的手停了一下。“分级淬火，是你提出来的？”
“吴德发师傅提出来的。我只是帮他把手知道的东西写成了数字。三百度，灰蓝色。滴水十个数。液位线。这些都是吴师傅的经验，我替他写下来。”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那块馍掰完，放进碗里。“吴德发，我知道这个人。日本人在的时候他就在石景山了，炼了四十年钢。你爷爷说过，手艺人不一定认字，但他们认得钢。”他把碗推到一边，端起茶壶倒了两杯茶。“你做的事，就是把那些不认字的手艺人的经验变成数字，变成工艺，变成别人也能学会的东西。”
“是。”
父亲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越过杯沿，看着窗外。窗外的街道上，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卖糖葫芦的小贩扛着草靶子沿街叫卖，声音悠长而苍凉。已经是初冬了，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
“你爷爷前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父亲把茶杯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他说，卫国从朝鲜回来了，去他那儿坐了一下午。说了很多你的事——防冻液，坑道，爆破筒，电台。说你用子弹壳当量杯，用自行车链条做通风机，用电话线搭通信网。你爷爷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孩子，比我们都强。’”
叶凡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住了。爷爷这辈子很少夸人。能说出“比我们都强”这四个字，已经是最高规格的褒奖。他没有说话，只是把茶杯握在手心里。茶水的温度透过瓷壁传过来，一点一点捂热了指尖。
泡馍端上来了，热腾腾的，汤面上浮着一层油花，葱花和香菜的碎末在汤里打转。父亲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羊肉放进叶凡碗里。“卫国还说了件事。他说，在云山，你用他的军刺撬开了卡死的炮闩。军刺的刀刃卷了口，你用手去扳齿轮，手掌割破了，血流了一地。炮修好了，打掉了美军的机枪阵地。他问你，手疼不疼。你说不疼。”
叶凡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掌心里那道疤已经长好了，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淡一些，像一道褪了色的刻痕。他把手伸开，又握紧。握紧的时候，疤痕微微发白。
“那时候确实不疼。后来缝了五针，拆线的时候疼了。”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把碗里的羊肉又夹了一块过去。父子俩低头吃馍，汤的热气在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