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信。
叶凡接过信封。牛皮纸被长途转运磨出了毛边，封口处工业部的公章盖得很用力，红星和麦穗的轮廓深深嵌进纸纤维里。父亲每次盖章都这样——不是轻轻地蘸一下印泥，是把公章用力按下去，按得纸面微微凹陷，按得那颗五角星的每一个角都清清楚楚。他拆开信封。信纸是工业部专用的公文笺，抬头印着红色的宋体字——“中央人民政府工业部”。父亲的钢笔字笔画粗重，每一笔都像用尺子量过，和他这个人一样。
“小叶：你入朝之后，家里收到过你几封信。你奶奶把你从朝鲜寄回来的信一封一封按日期排好，用红线扎着，放在你爷爷书房的抽屉里。你爷爷每天早晨把信拿出来看一遍，看完原样扎好放回去。他不说，但我看见过。”
叶凡的手指在信纸上停住了。奶奶用红线扎着他的信。爷爷每天早晨看一遍。他想起临行前那个早晨，爷爷坐在藤椅上面前摊着他那份《志愿军后勤与装备保障技术建议书》，翻到第三页，看了一夜。他的信从朝鲜寄回去之后，爷爷不再看建议书了，看他的信。每天早晨，原样扎好，放回去。
“你妈妈把你寄回来的那枚四十五毫米炮弹包装油纸用镜框镶起来了，挂在客厅墙上。家里来客人问这是什么，她就说‘我儿子在朝鲜打坦克用的炮弹’。她不识字，不知道油纸上印的是俄文。但她知道那是炮弹。你妹妹把油纸上那行‘1948’的数字描了一遍又一遍，描得作业本上全是这一串数字。”
炮弹包装油纸。装填手从空了的炮弹箱旁边捡起来折好放进口袋的那张。上面印着装填手不认识的西里尔字母，比他小三岁。母亲把它用镜框镶起来了，挂在客厅墙上。叶璇把那行“1948”描了又描，描得作业本上全是这一串数字。
“你二叔从沈阳打电话来，说你在他房间里刻的那行字他看见了。‘工业报国。叶凡，1951年6月，沈阳。’他说你爹二十年前刻的‘工业报国’还在，你又刻了一行。父子俩的字迹并排刻在同一张书桌上。你二叔在电话里笑了很久，说老叶家的种，没有孬的。”
叶凡把信纸翻过来。父亲的字在这里变得密集了，行距比前面窄，像有很多话要写又怕信纸不够用。
“我这次写信，不是以父亲的身份，是以工业部副部长的身份。你炼的炮钢，石景山钢铁厂按你的工艺规程正式投产了。第一批合格炮钢于本月十七日下线，经检验屈服强度五十四公斤每平方毫米，比你在石景山试制时提高了一公斤。苏联专家的评价是——‘已达到苏联乌拉尔钢厂1948年水平。’我们用1948年的设备，炼出了苏联1948年水平的炮钢。差了两个年代，但差得不远了。”
五十四公斤。比他在石景山小平炉里和老吴、老张他们一起炼出的第一炉又提高了一公斤。苏联乌拉尔钢厂1948年水平。父亲写的是“差得不远了”，不是“达到了”，不是“超过了”。是“差得不远了”。差两个年代，但差得不远了。
“这批炮钢制成的火炮已经有一部分运过了鸭绿江。你在云山修好的那门苏式五七毫米反坦克炮，打掉的谢尔曼、潘兴、巴顿，炮管里飞出去的每一发穿甲弹，弹芯都是你炼的钢。大刚、大勇、孙德胜，他们用你炼的钢打穿了美军的坦克。你炼的钢没有辜负他们。”
你炼的钢没有辜负他们。叶凡把信纸放下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煤油灯的光晕里，老李在用油布裹孙家骧做的击针，小周在废电报纸上描那些比头发丝还细的贝纹状疲劳纹。郭长河的锉刀沙沙地响着，崔大勇蹲在掩体门口，草秆叼在嘴里望着月光下那些被打瘫的坦克。他们没有看他。他把信纸重新拿起来。父亲的字在这里变得不那么像尺子量过的了，有几个字的竖画微微向右倾斜——父亲写到这里的时候手在发抖。
“大刚、大勇、孙德胜的名字，军部的战报里提到了。他们的牺牲，祖国人民会记住。你在朝鲜修的每一门炮、改的每一支枪、做的每一副电热手套，祖国人民也会记住。你小姑在日内瓦把你缴获的寒鸦电文印成了三卷证据，扉页上印着你的名字。安理会各成员国的代表团人手一套。美国人说这是‘伪造’，但他们拿不出任何反驳的证据。你小姑打电话来，说她在会场里举起那十七份电文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你在朝鲜修好的那门炮。她说——小叶修的炮打穿了美国人的坦克，我举的电文打穿了美国人的谎言。咱们一家人，用不同的武器打着同一场仗。”
小姑心里想的是他在朝鲜修好的那门炮。他在掩体里用孙家骧做的击针修好了那门卡壳的炮，大勇用它打光了七发炮弹，孙德胜扛着爆破筒冲上去炸断了谢尔曼的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