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同志，有人托我带给你。”
叶凡接过小包。手帕是白色的纯棉布，角上用红线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叶”字。针脚细密而笨拙，一看就不是专业绣娘的手艺——是叶璇绣的。他拆开手帕，里面是一只怀表。
银色的表壳磨得发亮，表盖上刻着一颗五角星，星的边缘被无数次摩挲磨得有些模糊了。表链是黄铜的，链节之间的缝隙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和铁锈，那是几十年的硝烟和风雨渗进去的。他把表盖打开，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已经泛黄，时针和分针停在不知道哪一年的哪一个时刻。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笔画细而深，像用刀尖刻上去的——“一九三五年五月，大渡河”。
那是爷爷的机枪手刘大柱牺牲的日子。
叶凡把怀表翻过来。表背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从边缘一直延伸到表耳，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刮过——弹片，或者是岩石。划痕的边缘被磨得光滑了，那是爷爷的拇指无数次摩挲留下的痕迹。他想起爷爷说过的话：“强渡大渡河的时候，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胸口。他把表塞给我，说‘营长，替我看到革命胜利’。”
手帕里还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两个字。爷爷的字，笔画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孩子刻的——“保重”。
叶凡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的。爷爷写了“保重”，然后放下了笔。他想象爷爷在书房里，面前摊着这张纸条，老花镜搁在《人民日报》上，烟斗里的烟丝明明灭灭。想了很久，只写了这两个字。然后把怀表和纸条一起用手帕裹好，托人捎过了鸭绿江。
老赵在旁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压得扁扁的烟。“这表，是叶帅托人从北京捎到安东，安东又捎到长津湖的。辗转了好几手，每个人都用油纸裹着贴身藏着，怕冻坏了。”他把烟叼在嘴里没有点，“我经手的信物多了，这表最沉。”
夜深了。坑道深处的煤油灯被捻得很低，火苗只有黄豆大小。战士们挤在坑道两侧睡着了，鼾声此起彼伏，和远处隐隐的炮声混在一起。叶凡靠在坑道壁上，把怀表贴在耳边。
滴答。滴答。滴答。
表针重新走起来了。他上足了发条，黄铜的齿轮在银色表壳里重新咬合，摆轮一下一下地摆动着，像一颗被重新唤醒的心脏。滴答声极轻极细，在坑道的寂静中几乎听不见，但贴着他的耳朵，像另一颗心脏在跳动。
他想起爷爷在书房里说的那句话：“这块表，是1935年强渡大渡河的时候，一个老班长送我的。他叫刘大柱，是我的机枪手。渡河的时候，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胸口，他把表塞给我，说‘营长，替我看到革命胜利’。这些年，我一直把这块表带在身上。打日本人的时候带着，打老蒋的时候带着，渡江的时候带着，进北京的时候也带着。”
现在这块表到了长津湖，到了零下四十度的坑道里，贴着他孙子的耳朵，滴答作响。
他想起父亲信里写的那句话——“你炼的钢没有辜负他们”。大刚、大勇、孙德胜，他们用他炼的炮钢打穿了美军的坦克。冰雕连的战友们，蹲在散兵坑里保持着战斗姿态，手指扣在扳机上，眼睛望着前方。他们没能等到防冻液，没能等到坑道，没能等到春天。但他们的枪口还指着敌人的方向。
他想起奶奶缝在平安符里的那三撮土。瑞金的红土，延安的黄土，北京老槐树下的灰土。刘大柱牺牲在大渡河畔，他的血渗进了大渡河边的红土里。那撮土和奶奶缝进平安符里的红土，也许是同一片土地。
叶凡把怀表从耳边拿开，借着煤油灯的光看表盘。罗马数字在昏黄的光里泛着暗淡的金色，时针指向九，分针指向十二。九点整。1935年5月的某一天，刘大柱把这块表塞进爷爷手里的时候，表针指着几点？也许也是九点，也许他是在太阳升起之前牺牲的，表针指着一个永远没有天亮的时刻。
他从内侧口袋掏出五叔的钢笔和小册子，翻到新的一页。煤油灯的光照在纸页上，他把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
“长津湖。收到爷爷的怀表。大渡河，1935年5月。刘大柱。他把表塞给爷爷时说——‘营长，替我看到革命胜利。’”
笔尖在“胜利”两个字后面停了很久。他继续写。
“爷爷带着它走完了长征，打走了日本人，打倒了国民党，走进了北京。现在表到了长津湖，贴着我耳朵滴答作响。冰雕连的战友们没能等到胜利。刘大柱也没能等到。但他们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了后来的人。刘大柱交给了爷爷，爷爷交给了我。”
他把小册子合上，收进内侧口袋。平安符还温热，怀表贴着平安符，两种温度混在一起——一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