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邮员老赵背着鼓鼓囊囊的帆布邮包，从矿洞口走进来。他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浆，解放鞋的鞋帮上结着一层薄冰——山谷里已经开始结冰了，九月才刚刚过完。老赵把邮包放在弹药箱上，从里面抽出一沓信，用沙哑的嗓音一个一个地念着收信人的名字。念到“叶凡”两个字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顿了一下。
“叶同志，这封信是从军部转过来的。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志愿军第三十八军直属技术保障队叶凡同志’，寄件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周正刚’。你看看。”
叶凡接过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被汗水和雨水洇过，又被体温捂干，皱巴巴的。信封上的字是舅舅的笔迹——笔画刚硬，棱角分明，每个字都像用刀刻出来的。他拆开信封，信纸很薄，只有一页，折叠处已经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
“小叶：”
只有两个字，后面是一个逗号，不是冒号。舅舅写信的习惯和他说话一样——开门见山，不绕弯子。
“我随先头部队入朝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里走了很多路，见了很多死人，也见了很多活下来的人。没有时间写长信，今天刚从一个被围困的高地撤下来，补给站的同志说军邮车还有半小时出发，我借了支铅笔写这封信。”
铅笔的字迹比钢笔淡，笔画的边缘有些模糊。叶凡把信纸凑近煤油灯，那些淡灰色的铅笔字在灯光下像被硝烟熏过的刻痕。
“第一次战役打得很苦。云山那一仗，我们一个团穿插到敌后，切断了美军骑兵第一师的退路。美军的炮火像犁地一样把整个山头犁了一遍，树全炸断了，石头炸碎了，土炸成了粉。我们的人在炸碎了的土里挖坑道，挖到一半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就从还没挖完的坑道里冲出去，用爆破筒和反坦克手榴弹往坦克履带底下塞。有一个班，塞完爆破筒全牺牲了。班长姓赵，河南人，二十三岁，比我小一轮。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周参谋，阵地守住了。’”
叶凡的手指在信纸上停住了。舅舅是总参谋部的少将，但在信里他称自己为“周参谋”。他写这些的时候用的是铅笔，笔画很淡，有的地方铅笔钝了，字迹粗重而模糊。
“我是技术兵种，不直接冲锋。但前线不分前后。敌人的炮火覆盖整个阵地，指挥所和战壕一样挨炸。有一次炮弹落在指挥所顶上，坑道塌了半截，我和几个参谋被埋在土里。通讯员小孙把我从土里刨出来的时候，我左边耳朵听不见了。到现在也没完全恢复。”
左边耳朵。叶凡想起舅舅在院子里教他擒拿时，总是站在他的右侧，让他从右边进攻。他当时以为那是舅舅的习惯，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左边听不清。
“小孙把我刨出来之后，又去刨别人。他一个人刨出来四个人，手指甲全刨掉了，十个指头血肉模糊。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疼得浑身发抖，但一声没吭。包扎完他跟我说，周参谋，你给我的那把军刺，我插在坑道口了。敌人要是冲进来，我就拉弦和他们一起炸。我说，你的手这样了还怎么拉弦？他说，我用牙。”
那把军刺。舅舅从总参临行前，把自己的佩刀送给小孙之前，一定也像教叶凡一样，教过小孙擒拿、格斗、关节弱点。那把刀背上没有刻痕的新刀，现在插在朝鲜某个高地的坑道口，刀刃上也许已经有了第一道刻痕。
“小叶，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让你难过。是要你知道，你在后方做的技术工作，比冲锋更重要。”
叶凡的手指在信纸上微微收紧。
“云山战斗结束后，我检查了缴获的美军武器装备。他们的枪，零下几十度照样打得响；他们的炮，打几百发炮弹不卡壳；他们的通讯设备，隔着山头照样清晰。我们呢？枪栓冻住了用脚踹，炮弹卡壳了用棍子捅，电台没电了用火烤电池。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是我们的钢铁不如人。你炼的炮钢，我在阵地上见到了。用你炼的钢造出来的炮，打得更准，寿命更长，连续发射的炮管红透了也没炸膛。炮兵连的老兵们不知道你的名字，但他们知道这批新炮比老炮好使。他们说，造这炮的人，是个把兵放在心上的人。”
叶凡把信纸放下，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煤油灯的光晕里，郭长河和老郑都没有看他。郭长河在锉一根新的拉壳钩，锉刀沙沙地响。老郑在绕一个新的振荡线圈，漆包线在他指尖一圈一圈地排列着。他们的手都很稳。
他把信纸重新拿起来。信的最后一段，铅笔的字迹变得更加粗重——铅笔钝了，舅舅用力握着钝了的铅笔，一笔一笔地刻下去。
“我暂时回不去。总参的工作走不开，朝鲜的仗且要打一阵子。你二叔在沈阳，你四叔在福建，你五叔在西南，你小姑在联合国。咱们一家人，把这场仗的四个角撑住了。你爷爷给我的那把刀，我给了小孙。你爷爷给你的那把刀，在你行李袋里。刀和鞘不能分家，你带着。刀背上的刻痕，你舅舅刻了七道。你以后要刻几道，是你的事。但有一条——每一道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