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就化了，把胡同里的青石板濡成深黑色。老槐树的枯枝上挂了一层薄薄的雪绒，被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像谁在天空中轻轻抖着一件旧棉袄。叶凡站在窗前看雪，手里握着五叔送的那支钢笔。笔杆上的“为民”两个字在暮光中泛着暗暗的银光。他把笔收进棉衣内侧的口袋里，和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经验总结小册子贴在一起。
院门忽然被推开了，一股冷风裹着细雪涌进来。
一个女人的身影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藏蓝色列宁装，外面罩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大衣的领子上别着一枚小巧的和平鸽胸针。齐耳的短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几缕发丝贴在额头上，衬得那张脸格外白皙。她的五官和叶家的人一脉相承——浓眉，深眼窝，线条分明的下颌。但她的眼睛和几位兄弟都不一样，那里面没有二叔的豪迈、四叔的冷峻、五叔的温润，而是一种极其明亮的、带着攻击性的锐利，像一把还没出鞘就已经让人感觉到寒意的刀。
叶婉君。叶家最小的孩子，叶凡的小姑。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西方媒体给她起了个外号——“外交铁娘子”。
“小姑。”叶凡迎上去。
叶婉君没有马上说话。她站在门口，上上下下打量了叶凡一遍，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又移到他手背那块烫伤疤痕上，最后落在他脚边那只还没来得及合上的帆布行李袋上。行李袋里装着赵叔准备的棉衣、四婶晒的梅干菜、五叔给的蒙顶甘露，还有林清雪织的那条围巾。围巾叠得整整齐齐，露出一截深灰色的毛线边角。
“要走了？”她问。声音不像二叔那样洪亮，也不像四叔那样低沉，而是一种清脆的、带着金属质感的中音，像收音机里那些播音员的声音，字字清晰，掷地有声。
“明天一早的火车。”
叶婉君走进来，把呢子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露出里面那件剪裁得体的列宁装。她走到桌边，拿起那条围巾看了看，又轻轻放下。然后她在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色的烟盒，抽出一支细长的香烟，没有点，只是在手指间转着。
“我从联合国回来，转机香港，在广州停了一天，又飞到北京。飞机上遇到一个美联社的记者，他问我，叶女士，听说你们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用的炮钢是自己造的？我说，你猜。”她把香烟放在桌上，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他没猜出来。”
叶凡在她对面坐下。“小姑，您这次回来是……”
“述职。顺便——”她的目光在叶凡脸上停了一瞬，“看看你。”
和五叔说的话一模一样。叶凡忽然意识到，这大概不是巧合。叶家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人，像是约好了似的，在他去东北之前的这几天里，一个一个地出现在这间四合院里。二叔从东北来，四叔从东南来，五叔从西南来，小姑从地球另一面来。
“你的事，我听说了。”叶婉君把烟盒收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那是常年坐在外交场合的谈判桌前养成的姿态，“保定的粮仓通风道，石景山的炮钢，上海抓的寒鸦。你四叔跟我说，他把你写的那份《潜伏特务识别要点》油印了两百份发到了福建沿海的每一个边防派出所。你五叔说，你那本农业技术推广经验总结，在西南翻印了不知道多少版。你二叔就不用说了，恨不得把你挂在嘴边，见人就说‘我侄子’。”
她的语气平淡，像在念一份外交照会。但叶凡听得出那平淡底下的东西——不是骄傲，是一种更深的、更复杂的情感。
“小姑，您在国际上，情况怎么样？”
叶婉君沉默了一瞬，然后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英文报纸，摊在桌上。报纸的报头是《纽约时报》，日期是1951年2月10日。头版第二条新闻的标题是一行粗大的黑体字：“Red a''''s Industrial Aitions: A Threat to the Free World？”（红色中国的工业野心：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这篇报道，是一个驻香港的美国记者写的。他在文章里说，中国正在苏联的援助下大规模建设重工业，预计五年内钢产量将翻两番，十年内将具备独立制造坦克、飞机和军舰的能力。他的结论是——必须在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前遏制住它。”
叶凡拿起报纸。文章的配图是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拍的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高炉，炉体还没有完工，脚手架上站满了工人。照片说明写着：“中国某地正在建设中的炼钢高炉，地点不详。”他仔细看了看那张照片——高炉的结构、周围的厂房轮廓、远处那条隐约可见的河流，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这是石景山。那座高炉，是他和钱志强、老吴、老张他们一起改造的那座试验用小高炉。照片是从厂区外面的山坡上拍的，角度很刁钻，显然不是普通游客或者路过的人能拍到的。有人专门潜入厂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