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车间里，那批从苏联运来的设备木箱被逐一打开，电极升降装置在叶凡和苏联专家的共同监督下完成了安装。精密的齿轮组在灯光下泛着暗银色的光泽，丝杠转动时发出均匀而细微的沙沙声，像钟表里最精密的擒纵轮。叶凡站在安装平台旁边，看着那台装置被吊车稳稳地放入电炉顶部的预留位置，四周的工人们仰着头，柳条帽下的脸上映着焊枪的蓝光。
寒鸦的指令没有得逞。那封藏在铁皮柜死信箱里的信，此刻正锁在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柜里，和周福生十二年潜伏生涯留下的全部罪证放在一起。
郑厂长站在叶凡旁边，用一条已经看不出本色的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车间的噪音很大，他几乎是喊着说话：“叶代表，这回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发现那个姓周的有问题，这台电炉一装上去，到点火那天——我都不敢想！”
“郑厂长，电炉车间的人手排查完了吗？”
“排查完了。周福生招供之后，我们又捋了一遍。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人是他安插的，一个是原料场的过磅员，一个是检修车间的电工。都抓了。”郑厂长的声音低沉下去，“那个过磅员，去年秋天招进来的，平时看着老实巴交，谁想得到呢。”
三个人。一座电炉车间，寒鸦安插了三根钉子。过磅员控制原料数据，电工控制电力系统，材料员控制设备安装——三根钉子钉在三个最要害的节点上，任意一根没有被发现，电炉车间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一座废墟。
“郑厂长，电炉点火的时候，我还会来。”
郑厂长大手一挥：“那一定！你可是我们的大恩人！”
叶凡没有接话。他转过身，目光从电炉顶部移向车间的窗户。窗外的黄浦江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灰蓝色的光，一艘拖轮正拖着驳船逆流而上，烟囱里吐出的黑烟在江面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尾巴。江南造船所的船坞、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外滩万国建筑群的穹顶，在这座城市的天空下错落排列。寒鸦在上海的网已经被连根拔起，但他留下的那些电报、那些死信箱、那些被收买和胁迫的棋子，像黄浦江底的淤泥一样，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淘清。
傍晚，叶凡回到了特别案件侦查组的办公室。高远正在收拾行李，桌上那只烟灰缸难得地空了。周福生的审讯记录、杨树浦纱厂地下室起获的电报纸和收发记录、死信箱里那封信的照片、四名同伙的口供——全部材料已经装进了一只牛皮档案袋，封口盖着鲜红的火漆印。
“明天早上的火车。这些材料要亲自交到公安部。”高远把档案袋放进帆布公文包里，动作很轻，像放一件易碎品，“港澳调查组的同志已经在和港英当局交涉了。梅维平在香港的住处、他挂名的那家贸易公司、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全部纳入了监视范围。只要港英当局一点头，立刻抓人。”
“港英当局会点头吗？”
高远的手在公文包搭扣上停了一下。“梅维平明面上是美国领事馆的雇员。美国人给他外交豁免的身份，港英当局动他，就是动美国人。英国人现在和美国人是穿一条裤子的。”
他把搭扣咔嗒一声扣上。
“但证据在我们手里。周福生的收发记录上，每一次电报往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从1948年到1951年，梅维平通过周福生——也就是寒鸦——向大陆发送了上百条指令，涉及破坏、窃密、策反。这些指令造成了多少损失，我们一笔一笔都算得出来。英国人包庇他，就是包庇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这个外交压力，他们扛不住。”
叶凡在高远对面坐下来。窗外的暮色从苏州河方向涌进来，把办公室里那些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卷宗和地图染成一片灰蓝。
“高组长，周福生交代的那份名单，除了上海的四个人，还有多少个没落网的？”
高远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名单放在桌上。名单很长，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标注着地点、职务和状态。大部分名字后面已经打上了红钩——天津的周文清，打钩。保定的孙有福，打钩。济南的沈知白、张德胜，打钩。上海的四个人，打钩。但还有将近十个名字后面是空白的——广州、福州、厦门、青岛、旅大。那些名字分布在从南到北的海岸线上，像一串还没拔出来的钉子。
“这些地方，公安部已经通知当地公安机关了。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进入视线。但能不能抓到，什么时候抓到，要看当地的条件。”高远把名单折好放回抽屉，“寒鸦是这张网的网心。网心被拔掉了，那些外围的棋子短时间内收不到指令，会进入休眠状态。休眠的棋子最难抓——他们什么都不做，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样。”
叶凡点了点头。他前世读过反特史料，知道“休眠”意味着什么。那些潜伏者会像冬眠的蛇一样缩回石缝里，停止一切活动，用最普通的生活伪装自己，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有人等了三年，有人等了五年，有人等了十年。有人在等待中老去，有人在等待中忘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