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胜拿着信进来的时候，叶凡正在院子里翻堆肥。那批用霉变粮食制作的土法肥料已经发酵了将近二十天，堆垛表面覆盖的泥土下冒着热气，用铁锹翻开，里面的物料已经变成了黑褐色，松软而均匀，散发着一股泥土和草木混合的发酵气味——不是臭味，是一种类似雨后森林的、带着生命力的气息。
“叶同志，你的信。北京来的，红印的。”马德胜双手捧着信，表情郑重得像捧着一枚勋章。对基层干部来说，盖着国防科工委红印的公函，分量比县政府的大印重得多。
叶凡接过信，拆开。
信纸上只有寥寥数行字，用的是国防科工委的公文信笺，抬头是红色的宋体字。正文是打字机打的，末尾盖着鲜红的公章和一个签名——钱志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族弟，自己也是一位从美国归来的火箭专家。
“叶凡同志：经国防科工委研究决定，借调你至特别技术组工作，负责工业技术攻关相关事宜。接函后请于三日内赴北京报到。此致敬礼。”
特别技术组。
叶凡捏着信纸，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前世的记忆里，他听说过这个单位——那是建国初期国防科工委下设的一个秘密技术攻关小组，集中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和国内顶尖的工程技术人才，专门攻克国防工业最紧缺的技术难题。这个单位存在的时间不长，1950年代中后期就并入了其他机构，但在短短几年里，它为新中国的基础工业打下了第一排桩。
前世他是在一份解密档案里看到这个名字的。档案上只有短短几页，连参与者的名字都没有列全。那些人的名字，有的后来家喻户晓，有的默默无闻了一辈子。
现在，他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
“马站长，这批堆肥再过十天左右就能用了。到时候您带人把肥料撒到试验田里，一半撒，一半不撒，对比一下产量。”叶凡把铁锹插进堆垛里，拍掉手上的泥土，“我要回北京一趟，可能要一段时间。”
马德胜连连点头，掏出小本子把叶凡的话一字一句记下来。记完了，他抬起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用力握了握叶凡的手：“叶同志，保定的老百姓，记着你的好。”
叶凡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
当天下午，叶凡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这一次他没有让林清雪知道——她正在天津调查赵万霖的粮行网络，两人已经有半个月没见面了。火车经过天津站的时候，叶凡往窗外看了一眼，站台上人来人往，没有那个围着红围巾的身影。
到北京时已经是傍晚。叶凡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国防科工委的办公地点——西郊一座不起眼的灰砖小楼，门口没有挂牌子，只有一个穿军装的哨兵站岗。哨兵查验了他的公函和证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放他进去。
楼里的走廊很长，两侧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门上有编号，没有门牌。走廊尽头的房间门开着，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叶凡走过去，站在门口。
房间不大，摆着几张拼在一起的长桌，桌上堆满了图纸、计算尺、三角板和各种叶凡叫不出名字的零件。墙上钉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用粉笔画满了公式和草图，有些地方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已经看不出黑板本来的颜色了。
桌边坐着三个人。
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花白头发，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正在台灯下用计算尺拉一条曲线，手指枯瘦而稳健。
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他面前摊着一张机械图纸，正用铅笔在上面标注着什么。
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军装，没有领章，正在一台老式打字机上敲着什么，打字机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三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工作里，没有人注意到门口多了个人。
叶凡抬手敲了敲门框。
三个人同时抬起头。
戴圆框眼镜的老者摘下眼镜，打量了他一眼：“你找谁？”
“我是叶凡，河北保定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接到公函，来特别技术组报到。”
老者把眼镜重新戴上，慢慢站起来。他的个子不高，身形清瘦，但站得很直。
“你就是叶凡？老钱说的人就是你？”他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保定粮仓通风道，是你搞的？”
“是我和当地粮库的同志们一起搞的。”
老者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的审视淡了几分：“我是何仲儒，搞化工的。那个是李锐，搞机械的。”他指了指穿工装的青年人，“那个是孙振邦，搞电气的。”指了指穿军装的中年人。
李锐抬起头冲叶凡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孙振邦停下打字，向叶凡点了点头，又继续敲起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