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好的。我们宿舍六个人，三个县城的，两个乡下的，加上我，大家处得挺好的，没闹过矛盾。班长姓刘，叫刘建国，是县城的，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人也不错，很热心，我有不会的题找他，他都很耐心地教我。我同桌叫赵小刚，也是乡下的，他家比我远，在山区，坐车得三四个小时，他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周末都在学校待着。我们俩挺聊得来的，中午一块儿吃饭，晚上一块儿上自习，有时候还一块儿去操场跑步。”冷小军一边吃一边说，说得很详细，把学校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同学的情况都说了个遍，好像要把这两个星期的经历全倒出来，倒得干干净净的，不留一点。
胡安娜听着，不停地点头，脸上的笑就没断过，从嘴角一直笑到眼角，从眼角一直笑到眉梢，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像一盏被点亮的灯，光芒四射的。她两个星期没这么笑了，这两个星期她的脸一直是阴的，像梅雨季节的天空，灰蒙蒙的，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会儿雨过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光芒万丈的，照得人心里头暖洋洋的。
吃完饭，冷小军帮着胡安娜收拾碗筷，洗碗刷锅，扫地擦桌子，干得挺利索的，不像以前那样磨磨蹭蹭的，干一会儿玩一会儿，像小媳妇上轿似的，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动。现在他干得很主动，眼里有活儿，不用人说就知道该干啥，干完了还问一句“还有啥要干的”，像变了个人似的，懂事了不少，成熟了不少，让胡安娜又惊又喜，眼眶又红了，这回没哭，忍住了，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头发茬子扎手，硬硬的，像一把小刷子。
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看电视。电视机是去年买的，黑白的，十四寸的，天线架在屋顶上，信号不太好，屏幕上老是飘雪花，得有人扶着天线才清楚。冷小军自告奋勇去扶天线，站在院子里，两只手举着天线杆子，冻得手通红，可一声不吭，就那么举着，像个木头桩子，一动不动，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屋里的人看着清楚了，高兴了，喊他进来，他说不急，再看一会儿，等广告了再进来。胡安娜心疼了，拿了一件棉袄出去给他披上，他笑了笑，说妈我不冷，我没穿棉袄，穿的是校服，校服薄，风一吹就透了，可他嘴上说不冷，牙齿却在打颤，咯咯咯咯的，像在嗑瓜子。
“行了行了，进来吧，不看电视了。”胡安娜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拽进屋里，把棉袄给他裹紧了，又把他的两只手攥在手心里，使劲搓着，呵着热气，搓了好一会儿，手才暖和过来，指头能伸直了。
“妈，我真不冷，我体格好着呢。”冷小军嘿嘿笑着，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在炕上坐下了，挨着冷志军，爷俩肩并肩坐着，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可那画面看着就让人觉得温暖，觉得踏实，觉得这个家又满了，又热闹了，又有了那股子热气。
大灰二灰趴在炕沿下，脑袋搁在炕沿上，眼睛看着冷小军，尾巴摇着，时不时用鼻子拱拱他的手，好像在说“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好想你”。冷小军伸手摸了摸它们的脑袋，挠了挠它们的耳朵根子，它们就眯着眼睛，一脸享受的表情，舌头伸出来，哈哧哈哧地喘着气，像在笑。
大毛二毛在圈栏里，听见堂屋里的说笑声，也抬起头来，朝屋的方向看了看，耳朵转了转，又低下头去继续嚼草，可嚼得慢了，好像在听，在听屋里人说话，在听那些久违的热闹声音。点点趴在它们旁边，眯着眼睛，角上的红布条在夜风里飘着，偶尔“呦”一声，声音不大，轻轻的，像在跟屋里的人打招呼，又像在说“你们好好聚聚，我就不凑热闹了”。
夜深了，电视关了，灯灭了，一家人各自回了屋。冷小军钻进自己的小屋，躺在熟悉的炕上，盖着熟悉的被子，闻着熟悉的味道，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觉得浑身都舒坦了，像泡了一个热水澡，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在学校虽然也好，吃得好住得好学得好，可那毕竟不是家，没有妈做的饭，没有爸的唠叨，没有大灰二灰的尾巴摇，没有大毛二毛和点点的叫声，没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只能感觉到的、一进院门就能闻到的、扑面而来的家的味道。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下巴，闭上眼睛。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纸，朦朦胧胧地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的眼睛上，他的睫毛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镀了一层银。他想起在学校的第一晚，他躺在陌生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听着舍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心里头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也找不着，急得他直冒冷汗，翻身翻了不知道多少回，把床板压得吱呀吱呀响，隔壁床的刘建国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别翻了，睡觉”，他才不动了，可眼睛还是睁着，瞪着上铺的床板，瞪着瞪着就湿了，用被子蒙住头，无声地哭了。
那是他第一次离家，第一次离开爸妈这么远，这么久。他才十五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懂事也懂点事，说不懂事也不懂事，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哭，不能让同学看见，不能让爸妈知道，得忍着，得扛着，得像个大人一样。他在被窝里哭了一会儿，哭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