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你把那袋贝壳拿过来，我用衣服包一下，怕碎。”钟小艾蹲在行李箱前，头也不抬。祁同伟把那袋贝壳递给她。她一个一个地重新摆，大的在下面，小的在上面，中间用软衣服隔开。摆完又看了一遍，调整了几个位置，才合上行李箱。
“好了。走吧。”
两个人出了酒店。出租车开过海边那条路，钟小艾一直看着窗外，没有拍照。祁同伟也没有说话。海从车窗后退，先是近海，有渔船，有礁石，有海鸥；然后是远海，只能看到一条蓝灰色的线，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最后连那条线也看不见了，窗外只剩下农田和村庄。都城来的方向，在南边是“回去”。十天前从都城出发，往南走，是“来”。现在从南边回去，是“回”。一个字，方向不同，意思就变了。
到了火车站，候车室人很多，熙熙攘攘的。钟小艾找了个位置坐下，从包里拿出那本小说继续看。祁同伟坐在她旁边，把行李箱靠在腿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牵着老人的年轻人，有扛着大包小包的男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的地。
手机震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陈海发来的短信：“祁厅，方志文情况稳定。钱卫国那边没有动静。金州刘志国的儿子，公司注销了，人联系不上。侯亮平在追。”祁同伟看了两遍，把手机放回口袋。方志文情况稳定，至少没死。钱卫国没有动静，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装作不知道。刘志国的儿子注销公司跑了，这条线断了。但断了不代表没了，只是藏得更深了。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不是想睡，是想把这些信息在脑子里过一遍。
钟小艾合上书，看了他一眼。“有事？”“没有。”“骗人。你刚才看手机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祁同伟睁开眼，看着她。“你看书都能看到我皱眉？”“余光看到的。”“那你余光很厉害。”钟小艾没有笑。她看着他，等他说。“陈海发的消息。说金州那边一个关键人跑了。”“跑了就抓。你不是经常抓人吗？”“这次不一样。跑的是证人的儿子。证人还在，儿子跑了。儿子知道的事，比证人多。”钟小艾沉默了一会儿。“那你回去要忙了。”“嗯。”
她没有再问。重新翻开书，继续看。但祁同伟知道她没有在看。她的眼睛在书上，心思不在了。
火车开了。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城市，从城市变成山，从山变成隧道。隧道里很暗，车窗变成了一面模糊的镜子，映出两个人的脸。钟小艾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祁同伟看着窗玻璃上她的脸，模糊的，不清晰的，像隔了一层雾。
他想起十年前，也是这趟火车，也是这个方向。那时候他从金州挂职回来，钟小艾在车站接他，举着一个牌子——“欢迎祁同伟同志凯旋”。牌子很大，画了一颗红心。那时候他还年轻，她也年轻。现在他老了，她也老了。但牌子上的那颗红心，还在。不是画在牌子上的，是画在他心里的。
火车出了隧道，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了眯眼。钟小艾睁开眼，看了看窗外。“到哪儿了？”“不知道。反正在路上。”“你每次都这么说。”“因为每次都不知道。”她笑了，靠在他肩膀上，又闭上了眼睛。祁同伟侧头看着她，她的睫毛很长，微微颤动。嘴角带着一丝笑，像是在做梦。他没有叫她，让她靠着。窗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皮肤白得像瓷。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都城在下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祁同伟拎着行李走出车站，钟小艾跟在后面，打着一把伞，举到他头顶。
“你淋到了。”“你也是。”“我没事。你感冒了谁办案子？”祁同伟接过伞，往她那边倾了倾。两个人走出站前广场，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人，说话带着都城口音，问去哪儿，祁同伟说了地址。车子驶入古街，路灯亮着，银杏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满了雨珠，在灯光下闪着光。
钟小艾看着窗外。“回来了。”“嗯。”“感觉出去了很久。”“十天。不算久。”“但感觉很久。”祁同伟没有说话。他知道她说的“感觉”是什么。十天，在海边，没有电话，没有材料，没有会议。每天就是吃饭、看海、散步、睡觉。日子慢得像停了一样。现在回来了，日子又要快起来了。
车子停在家门口。祁同伟付了钱，拎着行李下车。家里的灯亮着，祁正开的。他听见门响，从房间里跑出来。“爸，妈，回来了！”“回来了。”“玩得好吗？”“好。”钟小艾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脸。“你瘦了。”“没有。您每次都说我瘦了。”“因为你就是瘦了。”“那是画画累的。”“画画有什么累的？坐着画，又不搬砖。”
祁正笑了。祁同伟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