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文竹搬到桌上，对着它发呆。文竹长得很高了，最高的那根枝条已经快够到窗框了，枝叶垂下来，像一把撑开的绿伞。他伸手摸了摸文竹的叶子，指尖碰到那些细小的、针尖一样的叶片，凉丝丝的。
想起这盆文竹的来历。陈海送的。在江东省。那时候他刚去，案子刚开始，方志文还在观望，钱卫国还没浮出水面。一切都像这盆文竹，还是一棵小苗，种在一个巴掌大的塑料盆里，蔫蔫的，不知道能不能活，不知道能长多高。
现在文竹长大了。案子也长大了。
他拿起笔，翻开笔记本。笔尖落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钱卫国，江东省财政厅副厅长（九十年代初），与梁群峰关系密切。方志文系钱卫国旧部，关系未断。季昌明提供线索，无证据，需进一步核实。
他写下这几行字，停下笔，看了一遍。觉得不够。又在下面加了一行，字迹比前面几行更重，笔尖几乎要戳破纸面：
梁群峰虽倒，余毒未清。有人替他站着。这个人，是不是钱卫国？不知道。但值得查。
他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抽屉里的那些笔记本，一本挨着一本，按年份排列，像档案柜里的案卷。每一本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记录着这些年他经手的每一个案子、每一条线索、每一个疑点。有些已经结了，有些还在查，有些永远也查不清了。但钱卫国这个，他不想让它成为查不清的那一类。
扫黑除恶办公室的工作例会，祁同伟主持。
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各处室的负责人都在。长条桌上铺着深蓝色的桌布，每个人的面前摆着一份材料、一瓶矿泉水和一支铅笔。祁同伟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笔记本，右手边放着一杯茶，铁观音，林晓刚泡的。
各处室依次汇报进度。祁同伟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问得很短，但很准，像针扎在穴位上。汇报的人不敢含糊，答不上来的时候就老老实实说“回去查”，没人敢编，也没人敢糊弄。
轮到第三处的时候，处长姓方，四十出头，瘦高个，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但条理很清楚。他翻开文件夹，念了一串数字和案件名称，然后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祁同伟。
“祁厅，江东省有个案子卡住了。”
“什么案子？”祁同伟放下笔，看着他。
“金州市的一个建筑公司涉黑。老板姓孙，叫孙德胜，跟方志文有关系。方志文出事后，孙德胜跑了。他的公司在金州还有业务，还有几个项目在做，账目、合同、往来资金，都需要查。但金州市公安局不配合调查。”
祁同伟的目光沉了下来。“为什么不配合？”
“说是案子已经结了，不用再查。”方处长推了推眼镜，“他们说孙德胜跑了，公司已经停业整顿，相关人员已经处理过了，案子已经办结了。但我们这边掌握的情况不是这样。孙德胜的公司还在运营，还在接项目，还在通过其他账户走钱。金州市公安局说案子结了，实际上是没查透，或者是不想查透。”
“谁说的？案子结了，谁下的结论？”
“金州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姓刘，叫刘建军。”
祁同伟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名字，笔尖用力，纸面上留下深深的凹痕。“这个案子，我亲自跟。你把材料整理好，送我办公室。”
“是。”方处长合上文件夹，坐下了。
散会后，侯亮平跟着他进了办公室。侯亮平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胸口，里面是白衬衫，领口开着，没系领带。他进门的时候顺手把门带上了，这是他的习惯，要说正经事的时候，一定会关门。
“祁厅，金州市那个案子，我也跟过。”侯亮平站在办公桌前，没有坐下，“那个刘副局长，是马军的人。马军出事后，他被调到了闲职上，分管后勤和档案，不在一线了。但还在位，还有影响。他不配合，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有人让他不配合。”
祁同伟靠在椅背上，看着侯亮平。“谁？”
“不知道。”侯亮平摇了摇头，眉头拧在一起，“但能让一个副局长顶风作案，在方志文已经出事、马军已经倒台的背景下，还敢站出来挡路，那个人级别不会低。刘建军不是傻子，他知道自己这么做有风险。他敢这么做，说明背后那个人给他的安全感，大于他可能面临的风险。”
祁同伟沉默了一会儿。侯亮平说的有道理。刘建军已经被调到了闲职上，不在一线，没有实权，按理说应该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他偏偏跳出来挡路，说明背后有人在推他，或者有人在保他。能让他有这份底气的人，不会是小角色。
钱卫国的事还没头绪，金州那边又冒出一个不配合的副局长。这些事像一根根线，从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