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正在看扫黑除恶办公室的季度报告。报告写得很规范，条理清晰，数据翔实，但他看得有些走神。手机震了，屏幕上显示一个陌生号码，都城本地的号段，但不是他存过的任何一个号码。他迟疑了一下，接起来。
方芳的声音比昨天平静了一些，不再那么慌张，但依然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走在薄冰上的人，每一步都踩得很轻很慢。“祁厅长，我给您打电话，是想说一声谢谢。昨天您打电话来，我太紧张了，忘了说。”
“不用谢。”祁同伟把报告推到一边，靠在椅背上。窗外有鸟叫，他听了几秒钟，才接着说，“你爸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不用替他谢任何人。”
这话他说得很认真。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属——父亲犯了事，女儿低着头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带着刀子。其实没有人看她，是她自己在看自己。但这句话从嘴里说出来，落到电话那头，能起多大作用，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应该说。
方芳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很轻，像呼吸，不像犹豫。然后她说：“我爸在里面，还好吗？”
祁同伟想了想。“还好。他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血压血糖都控制住了，情绪也稳定。”他说的都是事实，但他知道事实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方志文每天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放风，跟同监室的人下棋，看起来一切都好。但一个人的身体好坏，不只是血压血糖的事。方志文的心，是不是还好？他说不上来。他也没法在电话里跟方芳说这些。
“那就好。”方芳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她忍住了。祁同伟听得出来，那种忍不是用力憋着，而是深吸了一口气，把翻涌的东西压了下去。她说，“祁厅长，我不打扰您了。您忙。”
挂了电话，祁同伟把手机放在桌上。手机壳是黑色的，很旧了，边角有些磨损。他盯着那个磨损的边角看了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什么。林晓端茶进来，看见他的表情，没说话，放下茶就出去了。她跟了他好几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铁观音，入口苦涩，然后才是回甘，在舌根处慢慢散开，像很多事情一样，不是一开始就能尝到滋味的。他放下杯子，想起方志文。方志文在里面还好吗？他说不上来。
下午，陈海从江东省发来一份材料。钱卫国在都城的活动情况，密密麻麻好几页，打印得整整齐齐，每一页的边距都一样，像陈海这个人，干什么都规规矩矩的。祁同伟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快——不是粗心，是他已经习惯了从大段文字里快速抓取关键信息。看了这么多年案卷，他的眼睛像筛子，信息流过来，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漏掉，不需要多想，本能一样。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
钱卫国最近接触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刘志远，是方志文案中一个中间人的亲属。中间人已经死了，但中间人的亲属还活着。方志文交代过，他的钱有一部分是通过这个中间人转给钱卫国的。现在钱卫国还在联系刘志远。为什么？
祁同伟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放在一边。不是现在查。现在证据不够，查了也是打草惊蛇，反而会让钱卫国警觉，把该藏的都藏起来，该断的都断掉。但他记住了。他的记性一向很好，不需要写在备忘录上，这件事就自动存在了某个地方，不会丢，也不会忘。
侯亮平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材料，步伐很快，像他这个人，干什么都风风火火的。“祁厅，赵德明的案子后天宣判。周厅长问您去不去？”
“去。”
“那我陪您去。”
“不用。”祁同伟看了他一眼，“你把手上的案子跟紧了。李副厅长的那个，不能拖。时间拖得越久，证据链就越容易出问题。”
“好。”侯亮平应了一声，转身走了。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
祁同伟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赵德明的案子，从立案到宣判，将近一年了。一年里，他从都城到江东，从江东到都城，来来回回，记不清跑了多少趟。赵德明从最初的不认，到后来的半认，到最后的全认，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剥到最后，什么也没剩下。不是洋葱没有心，是洋葱的心被一层一层地包着，不剥开就看不见。剥开了，也就散了。
宣判那天，祁同伟站在法庭里，穿着检察制服，腰杆笔直。制服是新洗的，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赵德明站在被告席上，头发全白了，不是灰白，是那种雪一样的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眼袋很重，耷拉下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像一潭死水，风吹过去，连波纹都没有。
十二年。不长，也不短。
宣判结束后，赵德明被法警带走了。他走得很慢，脚上的布鞋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经过祁同伟身边的时候，他停下脚步，侧过头来。
“祁厅长，我想跟您说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