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带着张明和李雪，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把厅里积压的案卷全部翻了出来。几十个案子，摊在会议室的长桌上，堆得像小山。张明看着那堆卷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么多？”“多不要紧。要紧的是，为什么这么多？”
祁同伟随手抽出一份卷宗，翻开。是一九九一年的案子，嫌疑人是个小官，涉嫌贪污。卷宗很薄，证据很少，最后一页的经办人签字已经模糊了。“这个案子，八年了，为什么还没结？”“没人办。”李雪翻了翻卷宗，“经办人调走了，后来就没人接手。”
祁同伟又抽出一份。一九九三年的，涉嫌受贿，涉案金额不大，但证人证言前后矛盾，需要补充侦查。补充侦查的通知发出去以后，石沉大海，办案单位没有回复。再催，还是没回复。后来就搁下了。又一份。一九九五年的，涉嫌滥用职权，卷宗里有三份不同版本的调查报告，结论各不相同，互相矛盾，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祁同伟合上卷宗，沉默了很久。“这些案子，每一件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八年了，那个人还在等结果。他以为法律忘了他。法律没有忘了他，是我们忘了他。”
张明和李雪没有说话。
“从今天开始，这些案子，一件一件地办。办完一件，销一件。年底之前，全部清完。”
二
积案清理的工作量比预想的还要大。祁同伟把厅里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批案子。每周开一次碰头会，汇报进度，讨论问题。他要求每个案子的承办人写一份详细的审查报告，说明为什么积压、目前存在的问题、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有人私下抱怨：“这些案子积了这么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要是好办，早就办了。现在翻出来，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祁同伟听到了这些抱怨。他没有批评任何人，而是在全厅大会上说了一番话。“这些案子，为什么积压？原因很多。有的因为证据不足，有的因为人手不够，有的因为阻力太大。但有一条原因是共同的——我们放弃了。我们觉得难办，就不办了。我们觉得麻烦，就放下了。我们觉得得罪人，就不查了。但你们想过没有？那个被冤枉的人，等了多少年？那个被欺负的人，盼了多少年？我们放弃了，他们怎么办？”
会议室里很安静。
“从今天起，我不希望再听到‘难办’两个字。难办，也要办。这是我们的职责。”
三
祁同伟自己接手了积案里最难办的一个。一九九二年的案子，嫌疑人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涉嫌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卷宗很厚，证据也不少，但有一个问题——主要证人失踪了。证人是当年项目的承包商，据说卷款跑到了境外。没有他的证言，证据链就不完整。
祁同伟把卷宗看了三遍，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心里。他联系了公安部的国际刑警中心，查到了那个证人的下落——在南亚某国。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渠道，他协调了当地警方，找到了那个证人，做了远程询问笔录。证人承认了当年的行贿事实，也指认了副市长的受贿行为。证据链完整了。
案子重新启动，副市长被逮捕、起诉、审判，最后判了十年。宣判那天，祁同伟没有去法庭。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古街。春天的古街，银杏叶绿了，阳光照在上面，闪着金色的光。
张明敲门进来。“祁厅，这个案子办完了。”“嗯。”“您不高兴吗？”“高兴。但还有别的案子等着办。”
四
积案清理的过程中，祁同伟发现了一个规律——积压时间最长的案子，往往涉及的人级别最高、关系最复杂。这些案子不是办不了，是不敢办、不愿办、不想办。
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厅里的讨论会上。“为什么有些案子，明明证据比较充分，却一直拖着不办？不是因为办不了，是因为有人不想办。谁不想办？那些跟嫌疑人有关联的人，那些怕得罪人的人，那些拿了好处的人。”
林志远咳嗽了一声。“同伟，这话说得太重了。”
“不重。这是事实。”祁同伟看着在座的人，“如果我们连事实都不敢说，那我们还办什么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