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七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祁同伟正在看卷宗。厚厚的窗帘挡住了窗外的寒意，办公桌上堆着一人高的材料，他坐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翻，像一个老式的钟表匠，拆解着每一个零件的秘密。

    林志远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杯茶，把一杯放在祁同伟桌上。“同伟，十一点了，还不走？”“你先走，我把这点看完。”“你这个人，天天加班，嫂子没意见？”“她习惯了。”

    林志远摇了摇头，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祁同伟一个人。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涩在舌尖散开。他放下杯子，继续看卷宗。

    这个副部级官员的案子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涉案金额大、时间跨度长、关系网密不透风。光是从几十家银行、几百个账户里梳理出来的资金流向图，就画了三天三夜。

    嫌疑人叫孙德江，六十二岁，在副部级的位置上坐了快十年，分管过好几个省市的重大项目。举报材料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在项目审批、土地转让、银行贷款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贿赂。举报信写得很细，有具体的项目名称、时间、金额，甚至还有一张偷拍的照片，照片上孙德江和一个商人坐在一起，桌上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但照片是模糊的，公文包里是什么，看不清。

    祁同伟把举报材料和卷宗里的证据一一比对，发现了一个问题——举报材料里提到的那几个项目，在卷宗里都没有体现。也就是说，举报人提供的信息，办案单位根本没有查。他把这个疑点记在笔记本上，又看了一遍。

    二

    第二天一早，祁同伟去了赵德明的办公室。

    “赵厅，孙德江的案子，我有个疑问。”

    “说。”

    “举报材料里提到了几个项目，但卷宗里没有。办案单位为什么没有查？”

    赵德明接过举报材料，看了一遍，眉头皱了起来。“这个材料我没见过。你从哪儿拿到的？”

    “卷宗里夹着的。在最后一页，被一个回形针别着，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漏掉。”

    赵德明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老刘，孙德江案的举报材料，你们是不是少交了一份？对，就是那个。你们自己看看。”他挂了电话，看着祁同伟。“办案单位说，这份材料他们核实过，没有价值，所以没放进卷宗。”

    “没有价值？上面有具体的项目名称、时间、金额，为什么不核实？”

    “他们说，举报人已经被查实有诬告前科，所以对他的举报不再采信。”

    祁同伟沉默了几秒。“赵厅，我想去见这个举报人。”

    “你确定？如果他是诬告，你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如果他不是呢？”

    赵德明盯着他看了几秒，点了点头。“去吧。带上小林。”

    三

    举报人姓马，叫马大志，金州人，以前是个小包工头，因为工程款纠纷跟孙德江的人打过官司，输了，从此走上了举报的路。他在材料里说，他亲眼见过孙德江收钱，还知道孙德江把钱藏在哪里。

    祁同伟和林志远坐火车到了金州。马大志住在金州市区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家具很旧。他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脸上沟壑纵横，像干裂的黄土地。看见穿制服的人进来，他站起来，表情警惕，像是随时准备被拒绝。

    “马大志，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你举报孙德江的事，我们想再了解一下。”

    马大志愣了一下，眼眶忽然红了。“你们……你们终于来了。我举报了三年，没有人理我。都说我是诬告，都说不信我。”

    “我们信。”祁同伟在他对面坐下，“你把你知道的，再说一遍。”

    马大志说了整整两个小时。他说得很碎，东一句西一句，但每一句都有具体的细节。孙德江什么时候收了谁的钱、在哪里收的、收了多少钱，他说得清清楚楚，像背课文一样滚瓜烂熟。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林志远问。

    马大志低下头。“因为我记了三年。每天晚上睡不着，就记这些。我怕忘了。忘了就没人信我了。”

    祁同伟看着他的眼睛。浑浊的、疲惫的、带着血丝的眼睛。但那双眼睛里有光，一种倔强的、不肯熄灭的光。

    “马大志，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有。”马大志站起来，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个笔记本，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出颜色。“这是我记的账。每一笔钱，什么时候收的，从谁手里收的，我都记了。”

    祁同伟接过笔记本，翻开。字写得很差，错别字连篇，但数字很清楚。日期、金额、人名，一一对应。他把笔记本放进公文包。“这个我们需要带走。”

    “拿走吧。我留着也没用。”

    祁同伟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