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您要是点头，我来张罗教材，找人上课。知青里头有几个底子好的，能当老师。但动员的事得您出面——我说话没您管用。”
“你知道就好。”老陈头哼了一声，算是松了口。
但接下来的日子远没有这么顺利。
村里的动员大会开在打谷场上。
老陈头站在石碾子上讲话，林建田在边上补充。台下站了四五十号人，老的少的都有。听完之后，反应两极分化得厉害。
几个知青当场表了态——愿意参加，马上开始复习。他们是城里来的，本来就有底子，被下放到这儿心里一直窝着火，高考要是真恢复了，那就是回城的船票。没什么好犹豫的。
可本村的年轻人里头，多数人不买账。
“高考？十多年没考了，突然说恢复就恢复？”
“林建田你别忽悠我们，地里的活还干不干了？”
“就算考了又怎样？咱连课本都没有，考得过城里人？”
吵吵嚷嚷地说了一通，散了一半的人。
林建田没急。他知道这种事急不来，得一家一家地做工作。
当天晚上他就开始了。先从几个关系好的入手——铁柱、大旺、小芳、春生。一家一家地上门，坐在人家堂屋里，端着人家递的红薯，一边啃一边聊。
“铁柱，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
“你想一辈子种地？”
“那倒不想，可有什么办法？”
“有。”林建田掰了一截红薯塞嘴里，含含糊糊地说，“高考就是办法。考上了分配工作，铁饭碗，城镇户口。你爹整天念叨你没出息，到时候看他还念叨不？”
铁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我初中都没读完。”
“没关系，从头补。我给你找人教。”
这样的对话，林建田在不同的人家重复了十几遍。每家的顾虑不一样——有的嫌耽误工分，有的怕考不上丢人，有的纯粹就是懒，觉得读书比锄地还累。
老陈头那边也没闲着。他用的是另一套路子：在村委会上拍了桌子。
“你们一个个的，给你梯子你不爬！人家知青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你们倒好，推三阻四。行，不去就不去，等将来人家坐办公室、穿皮鞋，你们在地里刨食的时候，别眼红！”
这话糙理不糙。
老陈头的另一招更狠——他找了村里几个长辈，让他们挨家挨户施压。农村的规矩就这样，小辈不听父母的，得听族里老人的。老人家发了话，“去，学去”，你敢不去？
前后折腾了十来天，总算拢了二十三个人。知青八个，本村十五个。年纪最大的二十六，最小的十七。
林建田把教材的事解决了。一部分是他在东海市进修时托人买的，一部分是知青们从家里寄来的旧课本，还有一部分，是他连夜手抄油印的复习资料。
系统里有完整的高考知识库，但他不能直接拿出来——没法解释来源。他把要点挑出来，自己消化一遍，再编成简明的复习提纲，用蜡版一张张刻，一张张印。刻到手上全是墨，指甲缝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柳慕琴看不过去，半夜起来帮他磨蜡纸。两个人面对面坐在煤油灯下，一个刻字一个裁纸，偶尔说几句话，多数时候安安静静的。
复习班开在村小学的教室里。白天大家下地干活，傍晚收工后到教室上课。知青里有个叫宋维明的，原来是省城中学的尖子生，语文和政治讲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叫赵小婉的女知青，数学好，能把鸡兔同笼讲得连铁柱都听懂了。
林建田主要负责理科部分。他前世就是学工科的，加上系统加持，讲起物理和数学来比正经老师还利索。
但问题很快暴露了——这帮人的基础参差不齐。知青们学过高中课程，复习起来是唤醒记忆；本村的年轻人里，有几个只读过几年小学，连方程式都不会列。
林建田不得不分了快慢两个班。快班冲刺，慢班补基础。教室不够用，就借了隔壁生产队的仓库，把粮食袋子摞到一边，搁两块门板当黑板。
日子一天天过去。复习班从最初的松松垮垮，渐渐有了正经的样子。每天傍晚，教室里的煤油灯亮起来，读书声在村子上空飘荡。经过的人总要站一站、听一听，有些嘴硬不肯来的年轻人，终于坐不住了，悄摸摸地来教室后头蹭了两节课，然后就再没走。
到十月底的时候，班里的人数从二十三个变成了三十一个。
消息也终于来了——1977年10月21日，各大广播和报纸同时刊发：正式恢复高考。
那天晚上的复习班，老陈头破天荒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他没进去，就站在门外，背着手，听了一会儿里头的读书声，然后转身走了。
走之前嘟囔了一句：“这个林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