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阿苗。
卖花的小姑娘不在东市口，在平康坊东门外的巷子里。她蹲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把篮子里的花一枝一枝地分拣出来——芍药搁左边，春海棠搁右边，蔫了的挑出来搁在膝盖上，准备带回家喂兔子。
她分得很认真，嘴里还念念有词，像是在数数。
沈砚在她面前蹲下来。
阿苗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惊讶，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她低头继续分花，嘴里说：“你又来了。”
“嗯。”
“我就知道你会来。”
“谁告诉你的？”
“雇我的人。”阿苗把一枝蔫了的芍药搁在膝盖上，“他说，你要是来找我，就让我再带一句话。”
沈砚没催她，等着。
阿苗把所有的花分完了，拍了拍手上的泥，仰起脸看他。小姑娘的眼睛很亮，黑眼珠大得像两颗葡萄，里面映着沈砚的倒影。
“务本坊的井里，有东西。”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和说“今天天气好”一模一样。既没有故弄玄虚的神秘感，也没有小孩子传话时常见的得意。她只是很平静地、一字一句地，把别人教她的话说了出来。
沈砚看着她。
“阿苗，”他说，“雇你的人，长什么样子？”
阿苗歪着头想了想。
“男的，”她说，“个子高，瘦。穿着灰衣服，戴着斗笠，看不清脸。”
“声音呢？”
“声音……”阿苗想了想，“低低的，说话很慢。像——像我阿爷讲故事时候的声音。”
“他给了你多少钱？”
“二十文。”阿苗从袖子里摸出两枚铜钱给他看，“他说，先给二十文，事办完了再给二十文。”
“事办完了？”
“嗯。”阿苗把钱收回去，“把东西交给你们，再把那句话告诉来找我的人，就算办完了。”
沈砚点了点头，站起来。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阿苗已经把篮子挎回臂弯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准备走了。她走路的姿态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步子没有章法，像是随时会被路边什么东西吸引过去。
“阿苗，”沈砚叫住她，“你住在哪里？”
“宣阳坊，”阿苗头也不回地说，“巷子口卖糖葫芦的老头是我阿爷。”
沈砚怔了一下。
卖糖葫芦的老头。
谢临说，东市口卖糖葫芦的老头换了人。原来那个打盹头往左歪，现在这个往右歪。原来那个山楂去了核，现在这个没去。
但阿苗说，卖糖葫芦的老头是她阿爷。
那换了人的那个——
沈砚快步追上去，但阿苗已经拐进了巷子，不见了踪影。
他站在巷子口，看着空荡荡的巷子。
巷子很窄，两边是高墙，墙根长着青苔。地上有几片被踩烂的花瓣，粉白色的，混在泥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沈砚蹲下来，捡起一片还算完整的花瓣。
芍药。
他想起谢临说那句话时的表情——面不改色，像是在陈述城墙换防时间一样平淡。
“前天我买过一串。”
谢临买糖葫芦。
谢临这辈子没买过糖葫芦。
沈砚忽然笑了一下。
他把花瓣放在掌心，看了片刻，然后合上手掌，起身走了。
他不用去找谢临问这件事。谢临买糖葫芦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会在下午碰头的时候说。他们四个人共事这么多年，这点默契还是有的——每个人查到的线索，在碰头之前，不会私下交流。不是为了保密，是为了让每个人在拼图的时候，保留自己的第一判断。
四个人的判断互相印证，比一个人先知道所有人的线索再下判断，要准得多。
沈砚走出平康坊，沿着东市的边缘往南走。
日头已经升到了头顶，长安城热了起来。街上的人多了，摩肩接踵的，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烤肉、香料、马粪、脂粉、汗臭。一个胡商牵着一队骆驼从街上过，骆驼脖子上挂的铜铃叮叮当当地响，几个小孩子跟在后面跑，伸手去摸骆驼的毛。
沈砚穿过人群，拐进一条僻静的巷子。
巷子尽头是一扇小门，门板上刻着一个“沈”字。这是他在这条巷子里的住处——说是住处，其实就是一个落脚点，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水罐。窗台上插着今早从那枝芍药上摘下来的一朵花，花瓣已经有点蔫了，但还撑着。
他推门进去，在桌前坐下。
从袖中掏出那枚铜牌——阿苗给的那枚，元十七的腰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