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律所的法务专员将一份诉状递交至纽约州最高法院。
起诉方：地狱厨房灾后受害者联合会。
被告方：斯塔克工业及其名下“九月基金会”。
诉由：商业欺诈。
消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华尔街和曼哈顿中城的各大律所。
最初的几分钟是寂静，随后，是压抑不住的哄堂大笑。
“肯特家的小子疯了？告斯塔克欺诈？他以为自己在写小说吗？”
“我看了诉状摘要，简直是胡闹！用《广告法》去碰瓷《索科维亚协议》？这是哪个法学院实习生想出来的天才点子？”
“老肯特居然会允许这种自杀式的诉讼，看来肯特家族的内斗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
无数业内精英将此事当成了一场年度笑话，一个不自量力的挑战者，试图用鸡蛋去撞击一辆满载核弹的装甲列车。
斯塔克工业法务部甚至懒得对此发表正式声明，只通过匿名人士向媒体透露：“我们尊重任何公民的起诉权，哪怕是基于幻想。”
傲慢，溢于言表。
然而，就在这份傲慢发酵到顶点的一小时后。
整个纽约的舆论场，被一颗真正的炸弹，从中心引爆。
最新一期的《号角日报》铺满了全城的报刊亭。
没有预告，没有炒作。
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场风暴。
报纸的头版，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没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只有一张经过精心构图处理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一个约莫五六岁的拉丁裔小女孩，穿着不合身的脏裙子，坐在齐塔瑞人留下的建筑废墟上。她的身后，是断壁残垣和被烧毁的家。她的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同样破旧、少了一只眼睛的布偶。
她没有看镜头，只是低着头，大颗大颗的眼泪，正从她沾满灰尘的脸颊滑落，砸在身下的瓦砾上。
照片的上方，是一行用血红色印刷的巨大标题，粗暴地撕裂了所有人的视觉神经。
《托尼·斯塔克，我的家呢？》
如果说标题是刺刀，那贝蒂·布兰特撰写的正文，就是淬了剧毒的子弹。
文章通篇没有引用任何一条复杂的法律条文，没有分析任何商业逻辑。
它只讲故事。
讲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单亲母亲，如何在纽约之战中失去了丈夫，房子被毁。她是如何看着电视里托尼·斯塔克信誓旦旦的承诺，满怀希望地去申请“九月基金会”的援助，却被一堆她永远也看不懂的文件和“灾难信用分”挡在门外。
讲一个曾经是消防员的男人，如何在救援中被砸断了双腿，保险公司以“超人类作战条款”拒赔，而基金会的评估排期，排到了他截肢手术之后的第二年。
讲一对老夫妻，如何因为DCS评分过低，被金并的爪牙用“合法”的驱逐令赶出他们住了一辈子的公寓，最终在寒冬的避难所里相拥而亡。
一个个血淋淋的故事，配上一张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贝蒂的文笔冷静得近乎残忍，她不煽情，只陈述事实。而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才拥有最恐怖的杀伤力。
文章的结尾，贝蒂只写了一句话。
“我们不需要英雄的承诺，我们只想活下去。”
互联网时代，情绪的瘟疫，传播速度超越光。
《号角日报》的电子版被疯狂转发。那张小女孩哭泣的照片，被制作成各种表情包和海报，血洗了推特、脸书和所有社交平台。
“#斯塔克还我房子#”的话题，在短短一小时内，登顶全球热搜。
那些由亚历克斯团队拍摄的，更加粗粝、更加真实的受害者采访短视频，如同病毒般在网络上扩散。视频里，人们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有麻木的眼神和无声的流泪。
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更震耳欲聋。
斯塔克工业的公关部门，在风暴来临的第一时间就彻底瘫痪了。
他们是商业斗争的专家，精通如何抹黑对手，如何用金钱和水军引导舆论。但他们从未面对过这样的敌人。
这不是一场商业竞争。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
他们的对手不是肯特律所，而是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流着血泪的普通人。
你如何去反驳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哭泣？
你如何去指责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的绝望？
任何辩解，在这样原始而纯粹的悲剧面前，都显得苍白、冷血，甚至像是在幸灾乐祸。
斯塔克大厦顶层，执行总裁办公室。
佩珀·波茨的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
她面前的数十个屏幕上，滚动着雪崩般下跌的股价曲线和全网一边倒的唾骂。
“法务部！我要你们立刻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