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都慢慢长大。
我上了镇中学，佳佳念到初二就不念了。
她爸常年喝酒，她妈身子不好，家里穷得厉害，她不上学几乎是注定的事。那时我在学校寄宿，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能看出她变化一点。先是个头蹿高了，后来头发剪短了，再后来，整个人都沉静下来，不像小时候那么爱笑。
有回我在小卖部碰见她，她手里拎着油和盐，问我：“你还在念书啊？”
我点头：“嗯。”
她笑了一下：“挺好。”
就这么两个字。
我想问她最近怎么样，想问她为什么不继续上学，想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笔记借你看，甚至想说点更傻的话，可最后都没说出来。
她已经和小时候不一样了，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只会跟在她后头捡毽子的男孩。我们之间像忽然隔出一层很薄又很硬的东西，谁都没碰破。
再后来，我去县里读职校，一年回村没几次。
村里还是那个村里，寡妇屋也还是那间寡妇屋，只是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痕。
等我二十岁那年再回村时，村东口的老榆树更高了，树皮裂得像老人的手背，寡妇也真的老了。
我那年暑假回来，在镇上打零工攒了点钱，想着在家待一阵。
一天傍晚，我从村东口路过，太阳快落山了，晚霞压在房顶上，一片昏红。寡妇还坐在门口，只是和我小时候记忆里的模样已很不一样。
她头发花白了一半，脸上粉擦得再厚，也压不住皱纹。
眼角、嘴角都向下耷拉了，皮肤松松地垂着。她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衫子，领口洗得发旧，手里摇一把小蒲扇。整个人像一朵开到最后、花瓣都快落完的花，还硬撑着一点颜色。
她看见我，先是眯着眼打量了一下，像在认人。
“哟，这不是老陈家的木头吗？”
她开口，声音有点沙，“长这么大了。”
我愣了愣，站住了。
村里长辈都叫我小名“木头”，她还记得。
“婶子。”
我客气地应了一声。
她扇着扇子，笑得有点意味深长：“还叫婶子呢？都大男人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只想点点头赶紧走。谁知道她忽然往前倾了倾身子，冲我压低了点声音。
“要不要进去玩玩？”
我脚步一下顿住。
她像看出了我的僵硬，眼睛弯了弯，接着说：“不贵，给你算便宜点，两百。”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小时候站在树后头看见的那些画面，村里男孩挤眉弄眼说过的那些下流话，大人们对这里讳莫如深的神情，全在这一刻忽然有了明确的含义。
我已经不是十岁的孩子了，当然知道“进去玩玩”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两百”意味着什么。
我脸一下热起来，嗓子发干，连眼睛都不敢看她。
“我……我不用。”
她却像并不着急，慢悠悠扇着扇子：“怕什么，都是男人，迟早要懂的。进去坐坐也行。”
她那语气很平常，像卖菜似的，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正因为太平常，才让我心里更乱。像小时候一直隔着雾看的东西，忽然被人掀了布，赤裸裸摆到眼前来。那一刻我本该转身就走，可脚下却像钉住了一样。
人有时候对禁忌的东西，会有一种很可怕的好奇。
尤其当你从小远远看着它，想象它、厌恶它、又被它勾着，到了某个年纪，这种好奇会突然长出手来。
再加上我那时刚二十，身体里的火和脑子里的空，都正是最容易被挑动的时候。
“就……进去坐坐？”我低声问，连自己都觉得这话虚得可笑。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进去就知道了。”
说完她站起身，推开了门。
那扇门并不重，发出轻轻一声“吱呀”。
屋里很暗，一股陈旧的木头味、香灰味，还有说不清的脂粉气扑了出来。我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跟了进去。
一进去，门就关上了。
屋子比我想象中小，外间摆了张旧方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褪色的年画。
光线从后窗漏进来一缕，把桌上的搪瓷缸子照得发白。屋里安静得很，听得见外头树上的知了叫。
寡妇让我先坐，自个儿掀开里屋的布帘，朝里头喊了一声：“来客了。”
我听见那句话，心口莫名一紧。
脚步声从里屋传出来，轻轻的，不急不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