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医生下了死命令，如果不配合长期休养，下一次可能就真的回天乏术了。
无奈之下，我辞去了那份透支生命的工作，提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方老家——一个名叫林家堡的落后村落，打算在这里养大半年的身体。
冬日的林家堡是萧瑟的，甚至是死寂的。
光秃秃的杨树伸着干枯的枝丫刺向灰白的天空，风一吹，带起一阵呛人的黄土。
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的，除了老人和小孩，便是一些像我这样因为种种原因“半报废”在家的闲散人员。
为了不让我每天一个人闷在老屋里胡思乱想，我妈每天赶我去村东头的棋牌室凑热闹，说那里暖和，人气旺，能“借借活人的阳气”。
棋牌室其实就是村支书家荒废的旧院子改造的。
两间宽敞的平房里生着烧碳的铁皮炉子，炉筒子把墙壁熏得黑黄一片。屋里摆着四五张麻将桌，角落里还有几桌打扑克的。
推开那扇包着厚厚破棉被的门，迎面扑来的就是劣质烟草味、瓜子皮的发酵味以及各种人身上混杂的汗味。
就是在这样一幅粗粝、甚至有些腌臜的乡村画卷里，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
她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哪怕屋子里烟雾缭绕，我也能一眼在牌桌旁捕捉到她的存在。
那是怎样一个女人呢？大约三十岁上下的年纪，瓜子脸，鼻梁很挺，眼睛细长而水润，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慵懒。
在这大冬天里，村里的妇女大多裹着臃肿的旧棉袄，套着袖套，头发随意用劣质的发抓盘在脑后；可她不一样，她总是穿得修身且得体，有时是一件暗红色的呢子大衣，里面露出贴身的羊毛衫，有时是带一点收腰设计的黑色羽绒服。
她的头发总是洗得很干净，散发着一股与老旱烟味截然不同的、淡淡的洗发水香精夹杂着廉价香水的味道。
长得还算是相当标志，不仅在村里，即便是放到我打拼过的二线城市里，稍加打扮也能算得上惹眼。
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没有那种被农村繁重家务压出来的疲态和粗糙，反而有一种闲散的、甚至略带颓废的狐媚气。
我就像个幽灵一样，每天端着个保温杯，在各个牌桌间溜达，最后总是有意无意地站在她打牌的那桌附近看牌。
她打牌的风格很野，喜欢做大牌，输赢都不怎么形于色。
别人赢了牌大呼小叫，在这个桌上抽烟吐痰，她只是微微皱一皱那好看的眉毛，从款式有些过时的皮包里掏出红色的钞票拍在桌上。
几天观察下来，我心里生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按理说，村里像她这样年纪的媳妇，这会儿要么在家里奶孩子、辅导小学生写作业，要么在张罗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断不可能整天长在棋牌室里。
可是，她似乎无牵无挂。我从未见她提过孩子，也没见有哪个男人来催她回家做饭。
我去问了同在牌桌上混的本家六叔：“六叔，角落那桌穿红大衣那女的，谁家媳妇啊？瞅着眼生呢。”
六叔正眯着眼睛研究手里的扑克牌，头也不抬地啐了一口唾沫：
“嗨，还能是谁家的，后街上的呗。你这几年一直在外面不知道，她嫁过来有好几年了。是个外地女人，听说连个娘家都没有。”
我想接着问是谁的媳妇，六叔却因为一把好牌被打乱，骂骂咧咧地不再搭理我。
我也就失去了继续打听的兴致。在农村，不要过分去探听一个寂寞女人的底细，那是会惹来一身骚的。
只是，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我们在棋牌室里的碰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有时候她摸到一手烂牌，会抬起头，正好撞见我在看她。
她也不躲闪，只是嘴角勾起一个若有若无的弧度，像是在自嘲，又像是在撩拨。
我的胃病在慢慢好转，但那颗常年被城市钢铁森林冰封的、死寂的心，却因为这沉闷棋牌室里的一抹亮色，开始不安分地跳动起来。
真正的交集，发生在腊月即将到来的一个星期。
那段时间，不管干什么讲究个运势。不知是怎么了，她的牌运差到了极点。
我坐在她对家打了一下午的“推倒胡”。
我本就脑子灵光，加上那几天运气确实出奇的好，简直是神挡杀神。而她，抓什么打什么，打什么别人就胡什么，而且十把里有八把是给我点炮。
连续输了三天。第一天，她带的几百块钱全进了我的口袋，她咬咬牙，提前离局了。
第二天，她又输上了千，脸色终于不再像平时那么云淡风轻，紧紧抿着的嘴唇涂着鲜艳的口红，透着一丝倔强和苍白。第三天，